印度人口或将超过中国,暴露人口问题,为何

如果你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那么你大概率在街头巷里看到过这样的一则标语：“要想致富，少生孩子多种树。”时间过去四十年，少生、优生已成为了我国社会的普遍共识。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在年的总人口为14.亿，但人口增长率却相较上世纪呈现出明显的放缓趋势。

而隔壁的印度，则是仅次于我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同样是年的数据，印度的人口总量已达到13.亿，但是却依然保持着1.11%的人口增长率，人口增长率位居世界第二。有人口学者预计，在年前后，印度的人口总量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年世界各国人口排名）

可能有朋友会不禁为此感到困惑：同样是人口大国，印度为何不像中国一样，实行计划生育？人口爆炸所带来的饥荒问题，教育问题和犯罪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羁绊印度持续发展的一根绳索。仅就饥荒问题来看，印度拥有2亿粮食供应不安全人口，是世界上饥饿人口最多的国家。有些人连饭都吃不饱了，为什么印度还是“越来越能生”呢？而这个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今天，本期节目就为您讲述，人口大国印度“越生越能生”背后的原因与秘密。

经济结构，是影响人口结构的主要因素

提起计划生育，很多朋友可能都以为这是诞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概念。但实际上，“计划生育”的历史远远要比你想得可能更久远。年，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学原理》一书，在这本书中，马尔萨斯指出了“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并且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是影响人口增长率的重要因素。

在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原理》中，他大致罗列了三种人口增长结构，并由此对应人类的三种社会经济结构：第一种人口增长结构，便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这一人口增长结构对应的是人类早期的原始社会和早期农业社会，由此便形成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增长结构。而第二种人口增长结构，则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对应的是鼎盛时期的农业社会和初步的工业化社会。而第三种人口增长结构，就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对应的是医疗条件，工业水平发达，对人力依赖越来越少的后工业社会。

（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

朋友们读到这里，可能就可以大概猜出当前的印度，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结构，对应的是什么样的人口增长模式了，建议已经读懂马尔萨斯人口观点的朋友，把你的想法打在公屏或我们的评论区里，并为我们的本期节目点个赞。

其实，目前印度的经济结构，恰恰对应的是马尔萨斯提出的三种人口增长模型中的第二种，也就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长率”。一方面，印度的工业发展仍处于工业化初期或中期的阶段，机械化尚未完全得到大规模普及，城市工厂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偏多，由此也就拥有更大缺口的劳动力需求；而另一方面，印度本国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的处境，发达的工业主要集聚在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等印度的大型城市，而广袤的乡村仍以发展农业为主，而印度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同样要落后于当前世界平均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同样需要大量的人口劳动力，这促使印度广袤的乡村也成为了促使印度人口高增长的“生力军”。

可能有朋友不禁依然会对印度的人口增长模式产生疑问：印度的医疗水平条件大家有目共睹，而疫情对印度的冲击也自是不言而喻，为什么这里还要说印度的人口增长模式是“低死亡率”呢？首先，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中早期工业化社会的“低死亡率”，是相对早期农业社会而言的“低死亡率”，也就是说像感冒、生产这样的身体状况，不再是造成人口死亡的主要因素；其次，印度当前虽遭受疫情的冲击，但由此死亡的人口，也多为失去生育能力的中老年，而仍具备生育能力的青壮年依然占据印度人口结构的大多数。因此，印度的人口增长模式并未因疫情的冲击而发生明显的改变。只要印度社会依然处于目前的经济结构，那么印度的人口增长就不乏社会经济的内生动力。

宗教与社会习俗，成为推动人口增长的动力

世界一共有三大主流宗教，分别为基督教、伊斯兰教（回教）和佛教，而这三大主流宗教都鼓励人口生育，以此来扩充自身宗教的影响力：比如信仰基督教分支天主教的墨西哥、巴西，信仰伊斯兰教的印度尼西亚，信仰佛教的缅甸、斯里兰卡，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而以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为主流宗教的印度，人们的生育观也同样难逃宗教的影响。

印度教是世界宗教中为数不多的“多神教”信仰，而在印度教的“多神”中，象征着繁育的神明比比皆是：比如大地母神颇哩提毗、性力女神提毗、天母之神阿底提等等。而这些神明经常受到印度教的推崇，以鼓励印度人“生育”，从而实现“多子多福”。在潜移默化的宗教文化影响下，“多生等于优生”的社会理念已经在印度人的心中根深蒂固，并传递千年。

（象征着生育力量的大地母神颇哩提毗）

而印度宗教对印度社会的另一层面影响，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种姓制度”，在印度的宗教信仰中，人们被划为层次分明的四个等级：分别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其中婆罗门象征着印度的宗教力量，刹帝利则象征着军事和政治的力量，吠舍是平民，首陀罗则是最低等的奴隶，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宗教在印度社会中的绝对影响力。虽然自年印度独立，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制度后，以宗教为框架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消逝在了印度的历史长河当中。然而，这种社会的习俗和理念却依然被保留了下来，时至今日，仍然有高种姓后裔的

印度公民，坚决保持不与低种姓印度公民通婚的习俗。并且，因为历史和家庭资本的积累，高种姓的印度人群往往占据了印度经济、社会资源的绝大部分，确实也能够形成与印度底层相分明的社会圈。

印度社会高层种姓与底层种姓的分明，由此便衍生了另外两个印度社会的问题：其一是人口性别比例的失衡，进而影响人口增长率；其二是社会阶层的跨越难度，导致印度人口不得不尝试“多生”。我们首先来说第一个层面，因为历史和家庭资源的积累，高种姓的印度家庭，更倾向于在生育中要一个男孩，因为男孩更能继承家族的血脉和资本，并不会导致家族资本积累的中断。在这一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印度的男性便越来越多，由此导致人口的生育率随之上升。而对于底层来说，在种姓制度的影响下，就更要去生育了。

不过，底层印度人的生育并不是为了继承家中的贫穷，而是试图通过“多生”来实现阶层的跨越。印度底层的百姓普遍认为只要我多生十个，如果中间有一个能够通过教育、婚姻来实现阶层跨越，那么就可以完全改变家庭的现状，这就是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对阶层跨越孜孜不倦的追求，使得印度底层普遍养成了通过“数量”来积累“质量”的社会观念，由此导致了印度的高人口增长率。

政策影响，使印度的“计划生育”难以落实

在前文中，我们提到过，英国的人口学家马尔萨斯，是在近现代提出“计划生育”的第一人，而印度则拥有长达百年身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因此，印度社会在历史上很可能更早便听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理论”。而实际上，印度早在年，便开始推行起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最终这些政策均宣告失败。这最终导致印度在21世纪从最初的“计划生育”政策，转变成现在对人口生育得彻底“躺平”。

而造成印度上世纪“计划生育”失败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印度自年独立立国之时，便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这一点是和美国的立国地方管理模式是相同的。联邦制的优势在于地方各个邦政府都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其弊端便在于中央的命令，很难被彻底地贯彻和执行——在年印度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印度的各个加盟邦便各自设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然而，每一个邦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对计划生育的要求和限制都各有不同，有松有紧，这便导致了印度上下的政令不一，计划生育的落实在各地很难达成一致。

（上世纪印度计划生育的宣传标语）

而第二个原因，便是印度的多党制制度，这一点也是印度和当前美国制度的相似之处。在多党制下，各个竞选党派会为了选票，而并不是国家的长期利益来制定计划生育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和促成印度独立的甘地有所区分）便通过“铁腕”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其中包括要求到农村贷款必须出示绝育证，印度第三胎不享有义务教育资格等等。但这些促成“计划生育”的铁腕一出，便遭到了印度选民和广泛宗教势力的激烈反对，这使得英拉在任时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得不草草收场。

而第三个原因，便是世界经济格局对印度政策风向的影响：在20世纪，印度用将近半个世纪宣传了“计划生育”，然而到年印度新一任总理辛格上台，则开始宣传起了“人口红利”政策，鼓励印度人“接着生”，原因就是21世纪初美欧国家产业的“脱实向虚”，为东亚地区带来了广泛的产业转移机会，而这也促成了当时的“人口红利期”。印度为了发展自身经济，因此于年便彻底终止了此前执行半个世纪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政策的朝令夕改，更让印度自此以后的“计划生育”口号，不再具有说服力。

综合以上几个原因，印度的“计划生育”不是印度不想做，没有做过，而是经过历史实践，印度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去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能力，这是导致目前印度越来越陷入人口困境的根本因素。

而且，即便印度在未来能够成为世界人口的第一大国，那这样庞大的人口数量，就真的能带来人口红利吗？人口之所以能够在21世纪被亚洲各国视为红利，是因为欧美国家在本世纪初的产业转移，为劳动人口创造经济价值提供了就业机会。然而，欧美国家产业转移所创造的就业红利，也是建立在该国劳动人口掌握一定技术水平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就是只有当一定数量的人口，达到一定质量水平的教育，能够拥有操作机器，看书识字的基本技能后，才能变成真正的“人口红利”。而目前的印度，是否能做到基础教育水平的增长速度和人口增长的速度并驾齐驱，这恐怕需要打一个问号。

（印度国内的生产流水线）

因此，未来的印度虽然在人口数量上能够赶超中国，但是在质量上的追逐恐怕仍然是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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