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的经济萧条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引言：

在近代的斯里兰卡曾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萧条，而解决经济萧条成了国务会议的当务之急，国务会议很想立即采取措施以克服困难，这些措施都曾一度在立法会议上辩论过，但由于官员们的冷淡而被束之高阁了。但经济萧条所引起的经济上的种种挫折，大大促进了人们要求改革宪法的情绪。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自然，那些目前在政治上肩负着较大责任的人，也一定会日益急切地要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起更大的作用。经济萧条又一次使全部从事商业和农业的斯里兰卡人深感有必要为他们设置信贷机构。

在第一届国务会议的历史上，有两件大事都是起因于经济危机。年设立了国营抵押银行，其目的在于使土地所有者能够以土地为抵押得到贷款，而不必再受制于高利贷者，付给他们以毁灭性的利息。同年，国务会议委任了以袄教徒银行家索腊布季·波奇卡纳瓦拉爵士为主席的调查团，令其就斯里兰卡银行业的情况作出全面的调查报告，特别就建立国家援助银行和健全的地方银行这个迫切问题作出建议。调查团在年底所发表的报告是一份重要的社会学文件，它所揭示的上流社会的背景比任何关于上流社会经济地位的直率的评述所可能揭示的还要多。调查团提露了岛上信贷机构的许多严重缺点。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它建议成立一个国家援助银行，该建议于年得到国务会议的热烈支持。殖民大臣虽曾为此向联合王国银行界的专家征求过意见，但他本人对此并不感兴趣，而联合王国的银行界也漠然视之。殖民部把这个计划从伦敦的各委员会交到斯里兰卡的部长会议，就花了两年的时间，直到年，斯里兰卡银行才开门营业，但是它与调查团大胆的越出常规的建议相比，的确还相去甚远。旨在帮助斯里兰卡开辟自己的信贷来源和支援商业发展的计划，由于得不到同情和倡导，终于完全落空了。

必须承认年至年疟疾的严重流行造成的灾难，也部分地归因于经济萧条。斯里兰卡的农民已习惯于生活在贫穷和营养不足的边缘。长期以来，在岛上蔓延不已的疟疾极大地影响了村民的体质，何况他们的食物虽仅足维持生命但确实缺乏几种维生素，他们的身体已经是很衰弱的了。在斯里兰卡停留了两个月的多诺谟尔调查团很快就发现了，在干燥区域迫切需要采取措施以打破该地区农村人口在恶劣环境中生活的局面。流行病不只蹂躏了干燥区域，也蹂躏了西方省和西北地势较好的内地。

经济萧条本已造成了重重困难，加之年未降季风雨，年继以大旱，致使农民陷于无力抵御灾难的绝境。大量死亡以及贫困不堪的惨象，虽为人所共知，但一般未受政府重视，全国为之骚然。国务会议提出了一个范围广泛的救济计划，由一个高级文官任救济专员。他的报告作为年《会议文件》发表了，这是一份反映农民苦况的重要的社会学文件，正如银行调查团的报告是一份反映上流社会人士经济处境的重要文件一样。报告中说:

在二十个税区中，就有十九个是灾区，只有贾夫纳例外。没有任何准确的方法可用以测出苦难的程度，但下列事实将使我们对受灾范围之大有所了解。流行病地区广达五千八百平方哩，几乎为斯里兰卡全部面积的四分之一。然而，在斯里兰卡共约五百五十万的人口中，灾区的人口却占三百万以上。在这三百万人口中，据估计:截至年12月中旬，疟疾患者几乎达五十万人，而到了年4月底，则增至一百五十万人左右。在整个斯里兰卡，从年9月到年12月这十五个月中，已经登记的全部死亡人数为二十五万四千九百八十六人。在此以前的五个同时期内的十五万一千〇十九人，因此，在灾难时期死亡的人数增加了十万多人，比平均数字上升了百分之六十八。

这种局面只有依靠由当局尽快批准的大量政府开支才能挽救过来，国务会议以令人赞扬的魄力和速度采取了行动，批准了这笔开支。而这一点也正好表明了多诺莫尔宪法对斯里兰卡的政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这笔款项之所以能得批准而不致被非难为开支不慎，是因为国务会议能够运用授予它的财政权力而不受任何手续上的拖延。除此而外，被民众选进议会的大多数议员，对民众的苦痛的呼吁也不能置之不理。从国务会议对这次疟疾流行所作的反应中，可以看出普通选民对斯里兰卡主要立法和行政会议施加压力的第一个信号。

就上流社会而言，经济萧条所投下的最长的一道阴影很快就要把国务会议的大小门户笼罩起来。年12月18日，平等社会党成立了。该党的创建者是在经济萧条初期留学联合王国和美国的几个斯里兰卡青年。失业以及私人企业无力应付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现象，使那些第一次发现了马克思及其成千上万的评述者的西方的年青一代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三十年代，在所有盎格鲁撒克孙国家里的青年男女都经历了他们的情感教育上的一个炽热的阶段。甚至那些从那时起就放弃了他们一度所坚持的信仰的大多数人，也都以激烈的反抗精神证实了他们的重要性。在三十年代初期的斯里兰卡，从英国回来的青年仍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单是这一点还不足以证明这群青年将要发挥的相当巨大的影响，他们是以不同于其他上流社会人士的思想观点来对待斯里兰卡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同，而他们也从迥然不同的经验中获得了教益。

他们早已积极致力于政治鼓动工作了，有些工作是按照社会改革的老一套来进行的。这群青年中最为突出的是菲利普·古纳瓦尔德纳，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在美国学的佩雷拉，伦敦政经学院毕业的政治学学者科尔文·德席尔瓦，伦敦大学毕业的历史学者和律师以及英国公学毕业的莱斯利·古内瓦尔德内。他们用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直接向城市工人进行育传。年他们插手于印度厂主开办的纺织工厂的罢工，因而使古内辛哈大为激怒，他满意地看到，他的对手想在科伦坡组织一支庞大工人阶级队伍的企图遭到了失败。从这时起，这位劳工领袖对这些闯入工人运动领域的人的仇恨也就日益加深，不言而喻，这些在思想上受过更好训练的年轻人给他在工人运动中的垄断地位所造成的威胁，使他感到恐惧。

最近出版的平等社会党党史表明，这个革命组织的注意力并不完全集中于城市工人。正是在疟疾流行期间它在农村所做的工作，为它的两个党员奠定了进入年的国务会议的基础。到了那一年，它就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了，它有自己的纪律和纲领，使它在国务会议中取得了一点代表权。不应忘记: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都是讲英语的上流社会人士，虽然在时代精神和战略上是同其他上流社会人士完全相反的。科伦坡的青年一代对斯里兰卡国大党老一辈民族主义者领导人的自由主义早已感到不满，自从大学学院建立以来，这种不满就变得更为自觉和更富于战斗性了，从而使平等社会党有了它的首批拥护者。

新的政治运动的目标是与知识分子的各种不满情绪相关连的。在二十年代后期，各种青年联盟的存在就反映了年轻人对这个国家公认的政界领导人的批判。平等社会党为这种反抗精神确定了范围和方向，并使之成为政治行动。凡是能使殖民地政府和国务会议领导人感到头痛的场合，他们都要加以利用，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这样一些策略必然会使这个新的政党受到公众的重视。

郁金香黄花运动是对殖民地政府的一个小小刺激的开端，后来，由于领导权的变动，发展成为声势壮大的政治运动。郁金香黄花运动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斯里兰卡退伍军人的一个组织，他们对政府给予他们的待遇感到不满，因为据说政府把在斯里兰卡退伍军人募捐日所募集的大宗款项主要用于海外事务上去了。后来，在印度群众运动高涨的英雄的年代里，由于斯里兰卡青年既不能忍受帝国对斯里兰卡的控制，也不能忍受斯里兰卡的政客们在应当比已往更加有力地反对帝国控制时所表现的迟迟不前，他们便把这个郁金香黄花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了。

多琳·威克腊马辛格是国务会议中代表莫腊瓦卡地区的议员威克腊马辛格博士的英国妻子，在她的领导下，郁金香黄花运动染上了浓厚的国务劳工党的激进主义色彩，并同争取印度和殖民地自由的运动结合起来。由于疟疾流行，郁金香黄花运动也发展到了农村，在那里做了一些出色的工作。不久，运动便由平等社会党来领导了，但它仍然沿着自己的道路活动了一段时间。

在第一届国务会议任期五年之末，举行了年的大选，平等社会党的两个党员进入了国务会议，即菲利普·古纳瓦尔德纳和假雷拉博士。另一个党员，即再次竞选莫腊瓦卡地区席位的威克腊马辛格却失败了。但是，当时更为重要的一个结果是部长会议中僧调罗领导人所运用的策略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提名者获得了七个委员会的主席职位。赫伯特·斯坦利爵士，在其对多诺莫尔调查团报告所作的评论中，已经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那就是一个多数派教族，纵然在任何一段时间里都不可能团结一致，作为一个政党而共同行动，但无论如何，特别是在教族情绪高涨的时候，却有可能在议会生活开始之际，携手合作，以便取得对每一个委员会的有效控制权，从而决定每一个主席职位的人选回。

教族情感事实上并未特别高涨，但是由于运用了一个数学公式，多数派教族的策略才得以奏效。据说，这个公式是由大学学院泰米尔族数学教授宋塔腊林甘出谋提供的，他当时是僧诃罗族领导人所代表的民族主义事业的一个坚定的信仰者。部长会议的意图是要向人们表明，在修改宪法的要求上，它本身是一致的。在其致总督雷金纳德·斯塔布斯的公函中，部长会议声称:“至今用以反对部长会议的所谓不合格的理由，在本届国务会议的部长会议成立之后，就有效地和彻底地被消除了。

人所共知，包括地方行政部长班达拉奈克以及劳工和工商部长科里亚在内的新部长会议，正在就修改宪法问题准备一份新的文件;同时众议院领袖，即内政部长巴伦·贾亚提拉卡爵士，已前往伦敦参加年的加冕大典，并拟晋谒殖民大臣商讨这一问题。在关于“加冕典礼代表团的上陈政见”所进行的一系列辩论中，这些尚未发表的文件受到了国务会议中未担任本职成员的攻击。对部长会议各种活动的猜疑，产生了一种使少数派颇感惊恐的效果。由代表佩德罗角的议员庞南巴兰所领导的一派，要求建立平衡代表制，这样，僧诃罗多数派教族就不再可能支配其余教族了。有人认为这个要求的提出应归咎于策略制订者的“不健全的心理”，由于运用了策略，泛僧诃罗部长会议才得以进行其工作。这些策略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表明了今后在斯里兰卡领导人同英国政府之间进行谈判的性质，以及部长会议对私下磋商的偏重。

结语：

到了年，已经可以显然看到:多诺莫尔调查团所要完成的事，即在行政事务中培养未来的部长和其他官员，已被视为当然的了。不管部长会议是否很好地吸取了教训，它显然感到，不厌其烦地反复谈论教训是毫无意义的。国务会议的成员所关心的是管理各部门的详情，特别是人员的任命、任职的期限和调职情况，因此，勿庸置疑，国务会议是在重新检查立法会议的旧的课题。在议员之中谁也不愿对拨款议案的表决进行“秘密投票”，在关于这个议案的辩论中，几乎把人间的一切都谈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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