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战争战地记者的职业操守与心灵史
年底在美国上映的《私人战争》，由马修·海涅曼执导、罗萨蒙德·派克主演，是玛丽·科尔文的传记影片。作为一部传记电影，《私人战争》并没有从科尔文的出生以及战地记者生涯的开始讲起，而是叙述科尔文从年失去左眼至年在叙利亚被炸死的这十多年间的多个人生片段。
影片将这“最后的十余年”作为故事的时间跨度，较好地表现了科尔文在失去左眼之后对战地记者工作的矛盾心理，将一个饱满的科尔文形象呈现给了观众。
影片《私人战争》明显是以一个回环结构进行组织的。影片的开始，是一个对年的霍姆斯战地的俯瞰，满目疮痍的城市已经是一片废墟，除了字幕的提示“叙利亚，霍姆斯”之外，对于不了解科尔文生涯的观众来说这一幕的景象是很难理解的，伴随着影片对废墟的俯瞰，画外音则是科尔文生前所接受的一次采访。
采访中，主持人问科尔文，“五十年后一定会有一个年轻人播放这张光盘，如果他对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心生疑虑，你想对他说些什么，让他了解玛丽·科尔文以及战地记者这个职业”。
对此，科尔文回答说：“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至少我关心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才不辞辛苦跑到世界各地进行报道，这样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一些其他人，让他们跟我一样感同身受，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心怀恐惧，是永远无法胜任战地记者这个职业的，当然恐惧是不可避免的，但往往都是在一切结束之后”。
在影片的最后，影片又回到了对战地废墟的俯瞰景象，这时观众才开始明白片头那个废墟是什么意思——科尔文的一生在这里画上了句号。紧接着影片又回到了记者对科尔文的采访，与片头不同的是，同样的采访片段不再是画外音的呈现而是影像和语音的直接剪入，观众再次回顾科尔文的那段陈述——“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片头与片尾同样的废墟景象与采访素材构成了影片在结构上的“回环”，但影片的主体部分并没有追求较为复杂的叙事时间剪辑而是按照顺时序排列的若干个片段，这些片段都是在呼应科尔文所接受的这段采访，即诠释科尔文作为一名战地记者的操守和因此受到的恐惧的折磨。
一、战地记者的职业操守
斯里兰卡，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影片所呈现的这些战地采访的片段都极力地诠释科尔文作为一名战地记者的操守——人道主义的新闻使命与对真相的不懈追求。
在影片中，科尔文以一种崇高的人道主义关怀对待战地记者的工作，她不受政治集团利益的收买和驱使，本着对生命的敬畏，她将维护平民的生命视为战地新闻的使命，这一精神在影片主体部分的多个段落中都有体现。
一如，科尔文年在斯里兰卡内战中对反对派武装头目赛尔万的采访中，反对派头目赛尔万不断要求科尔文将政府军封锁战区限制物资导致战区平民只能在饥荒中死去写入她的报道，已达到国际势力谴责对手（斯里兰卡政府）的目的。科尔文直接拒绝了这个要求，她告诉赛尔万“这不是我来这里的原因”，真正让科尔文所关心的事，是在战区受难的平民——“这里有无数人在等死，却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二如，海湾战争爆发后，科尔文深入伊拉克战区，科尔文拒绝了报社上司肖恩的消息性新闻采写的命令，而是突破各种势力的阻挠，根据线人所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萨达姆曾经制造的“万人坑”惨案现场。
随着万人坑被挖开，大量的尸骨被挖掘机的铁臂从黄土中掘出，众多遇难者的亲人在万人坑前进行虔诚的祷告，科尔文让翻译转告其中一位遇难者的亲人，“我想知道所有人的故事，我想讲述他们的故事，你能让他谈谈他的父亲吗？”
同样地，在科尔文生前的最后一次采访中，她之所以冒着被炮击的危险与英国的电视台连线直播，是因为在叙利亚的难民营里见到了平民在战火中煎熬的种种惨状——兽医给一个垂死的伤者看病，妇女因为恐惧无法给孩子喂奶只能喂食糖水，面对两万八千多名随时丧生在政府军炮火中的难民，科尔文拒绝了随起义军撤离的要求，她对难民们说：“我想让全世界知道你们的故事”。
科尔文作为优秀战地记者的操守还体现在她对真相的追求。在影片中，几乎在每一次战地采访出发之前，报社的领导都告诉科尔文交战区域禁止记者进入或是有武装分子可能会对记者下毒手，她只需要采写消息性的新闻，并不需要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前线，然而科尔文对此都是无视的，这也正如她自己所说“必须去到一些你很有可能被人杀的地方，亦或许多人正在被屠杀的地方”，才能对战争感同身受。
科尔文对真相的追求，让自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年在斯里兰卡失去左眼到年被阿萨德武装炸死，影片所叙述的每一个片段都在诠释科尔文对真相的不懈追求。战争往往意味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战争机器开动后，参战双方都极有可能将战争中平民伤亡的责任推卸给另外一方。
科尔文对于新闻真实的不懈追求在影片中体现为她对各种武装头目与政权首领的反驳与斥责，这些反驳与斥责很多时候是在枪口下进行的。
一如在斯里兰卡的采访，反政府武装头目企图借助科尔文的新闻掩盖战区平民忍饥挨饿的真实原因并重申自己的政治立场，科尔文不但拒绝了他的要求，而且当面撕下他的伪装——她直言之所以有无数的平民在战区垂死挣扎，政府军对战区的封锁只是一部分原因，而最主要的原因是赛尔万的反政府军抢占了战区内所有的物资，这才导致饥荒的发生。
也就是在这场战争的采访中，科尔文失去了左眼的光明，而她在接受这个事实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报社告知这场战争的真相。
二如她对卡扎菲的采访，这个采访是在卡扎菲保镖的枪口旁进行的，卡扎菲很自豪地告诉科尔文自己是比总统还要持久的革命领袖，而科尔文则直接质问他“那些被迫害，被折磨，被谋杀的利比亚人民怎么办？”对此，卡扎菲一再坚称“那是基地组织干的”，企图将自己对利比亚人民的戕害事实撇得一干二净，然而科尔文却以最直接的语言拆穿卡扎菲政权的真实面目，斥责他应该对内战和大屠杀的负责，并且预言他最后的下场。
面对这位铁娘子一般的战地记者，卡扎菲也对她产生了一定的敬佩。也正如卡扎菲所说“全世界那么多女人，我就喜欢和你在一起”——科尔文的勇气，让她有了普通女性所不具有的独特魅力。此外，对阿萨德的面目的揭露更能体现科尔文追求新闻真实的勇气。
在叙利亚的骚乱中，阿萨德对外界宣称是起义军制造了恐怖事件，然而经过科尔文的实地调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阿萨德继承了父亲的独裁政权也继承了他的残暴，面对起义的民众，阿萨德展开了屠杀。发现真相之后，科尔文义无反顾地将这个真相向全世界报道，同时她也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卫星电话的信号会招致阿萨德炮弹的精确打击，最终她也因此丧生。
二、战地记者的“心灵史”
很多传记电影在塑造人物时往往将传主的人物形象刻意升华，完全塑造为积极的和正面的扁平化人物形象，这种人物塑造的方式就隐匿了人性的真实和复杂的面貌。总得来说，无论这种人物塑造方式所产生的作品将人物的事迹和精神塑造得如何积极正面，都无法规避审美上的缺陷。
作为传记电影的《私人战争》虽然以多个人生段落诠释科尔文作为战地记者的人道主义使命与对新闻真实的追求，而且这些段落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主题相同），但它们还蕴藏着影片的另一条线索，即科尔文的心理结构——职业操守与人性的矛盾冲突，即在自我的职业操守要求下，科尔文非常勇敢地奔赴前线采访但又无法抑制内心对死亡的恐惧。
与几乎一成不变的职业操守相比，心理结构里的矛盾与冲突却是一直在发展的，这是科尔文的“心灵史”，它向我们展示一个“圆形”[4]的科尔文。
在片头和片尾的那段科尔文生前所录制的访谈里，科尔文说，“（成为战地记者）最主要的是，如果你心怀恐惧，是永远无法胜任战地记者这个职业的，当然恐惧是不可避免的，但往往都在一切结束之后”。在很多了解科尔文生平经历的人的心目中，作为一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士兵都经历更多战争的战地记者，科尔文对战争应该是没有恐惧的。
然而影片所要塑造的科尔文对于战争的恐惧却是与日俱增的，这一切都是从她失去左眼的那一天开始的。可能是影片的导演过于刻意表现科尔文的“心灵史”，影片大量使用了独白。
在斯里兰卡，也就是丧失左眼之前，科尔文曾有一大段独白说：“……，这种恐惧，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但当你身处战乱之中时，你就必须去到一些你很有可能被人杀的地方，亦或许多人正在被屠杀的地方，并且一步一步走下去，不管你有多害怕，把恐惧当成修行的一部分”。在丧失左眼前，科尔文能够忍受战争的恐惧，她把这种恐惧当做是战地记者的修行。然而在失去左眼之后，科尔文就开始逐渐被恐惧所折磨。
影片中最早表现她恐惧的痛苦的是她在领完年英国新闻奖之后，回到家的科尔文产生了十分恐怖的幻觉。然而这个幻觉的影像很快就被影片剪入的下一段战地采访所替代——带着这份恐惧，科尔文又奔赴了伊拉克。
同样地，在伊拉克目睹万人坑的惨状之后，科尔文又重新陷入了更深的恐惧，影片以一组快速剪辑的镜头表现科尔文在恐惧中的挣扎——少女的死亡，自己失去的左眼，酗酒，酗烟，与陌生男性的一夜情……此时，影片中的科尔文第一次被恐惧所打垮，住进了精神病院。
将科尔文从这次恐惧中拉出来的人是她伊拉克遇到的助手保罗。保罗这一人物的设定，对科尔文形象的塑造有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一名年轻的战地记者，保罗将科尔文视为自己的精神火炬，最终使自己成为另外一个科尔文。
同时，保罗的人生经历也在烘托着科尔文的伟大——保罗在成为战地记者之前是一名士兵，他之所以被军事法庭开除军籍是因为自己对战争产生了深深的恐惧，不得不靠大麻来麻痹自己，而科尔文要比保罗经历更多的战争。
此后，虽然又重新回到了战地记者的岗位，但是这种恐惧并未从科尔文的脑海中打消，甚至愈演愈烈：在利比亚目睹被炸死的记者，她产生了跳楼的想法；目睹卡扎菲的尸体之后，她陷入了更深的幻觉中；
在从利比亚回到报社后，恐惧让科尔文“安静”了大半年之久并且产生了请调到园林板块的想法；影片所表现的科尔文第二次低潮，虽然被报社领导肖恩的谈话所挽回了，但是科尔文并未走出恐惧，她带着这份恐惧走上了叙利亚霍姆斯的死亡之路。
这也正如科尔文自己所说，“我讨厌战区，但我觉得有一股力量迫使我非要亲眼见到那里的场景”，影片所展现的科尔文的心理结构，是她作为记者的操守和作为人的战争恐惧之间的矛盾。
影片的每一个战地采访段落都是这个矛盾的展开与发展，战地记者的使命与操守战胜恐惧或被恐惧所打垮，呈现出一个螺旋上升的生命轨迹和生动的“心灵史”。也正是这个蕴藏在影片平实叙述中的“心灵史”赋予了科尔文银幕形象的较高的审美品格，作为人的矛盾与英雄的灵魂互为映衬，这种人物塑造的手法是十分可取的。
三、结语
综观以上两个方面，她们又将影片推向了一个更为深刻地命题——反战与和平。科尔文的恐惧全部来自于战争，在战争中失去左眼让她对战争的恐惧与日俱增，也正是这个切身体会的恐惧让她更加同情在战火中挣扎的人民。和平才是最根本的人道主义，科尔文对于新闻真相的追求是为了反对战争，这在影片所呈现的科尔文采访工作中有多处体现。
如在伊拉克战场，科尔文采写的新闻被美国媒体所利用，同事将这则新闻质疑是假新闻，科尔文却说“哪种型号的飞机轰炸了一座村庄，这一点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一次行动中，人类所遭受的打击。人类的感情是共通的，所以你要挖掘出他们的故事，并讲述出来，其他的就不要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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