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是如何形成的前后经历了怎样的
两汉时期，中国对外交往主要是通过陆路交通，但对外海上交通也开始发挥作用，尽管此时的海上丝绸之路还处于形成阶段。
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东西方通向印度航线的开辟；其次是摆脱了印度次大陆的中转，实现了罗马和中国的直接通航。
东西方通向印度航线的开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
“古代世界的航海术是在地中海东部、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西南角比较温暖和平静的海上发展起来的。”远在公元前年，古苏美尔人的独木舟就行驶在两河流域，并从当时波斯湾驶向大海。埃及人民也具有悠久的航海历史，至今从埃及古老碑碣的浮雕上，还可看见远在公元前年左右的带有桨橹的埃及木船。公元前年的腓尼基人也曾航行在地中海上，浮海到达北非，并建立起迦太基等殖民城市。美国的海洋考古队曾从地中海打捞起一只属于公元前年的沉船，据说这只沉船上还装载有金属锭、陶器、玻璃制品、黄金、象牙等等商品。公元前五世纪时，波斯帝国的战舰已穿过赫勒斯滂湾驶人地中海，与希腊海军激战，尤其是大流士一世的战船曾进入了印度河流域。公元前四世纪时发生的马其顿亚历山大东侵中，不仅有强大的陆军，也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公元前年，希腊军撤离印度时，亚历山大部将内阿尔格斯即率领了一支军队由海路西行，战舰进入了波斯湾，经过霍尔木兹、西拉夫等港口到达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河口，再往西去。上述史实说明，西方在很早以前就经由海上通航于印度半岛。
不过，由最初的军事航行发展到经常性的海上交往，还需要一段时间。据斯特拉波考证，埃及在托勒密王朝末年仅有少量船只到过印度，到了罗马统治时期，埃及至印度间的船只才逐渐多起来。
和印度半岛以西一样，半岛以东的远洋航线开辟也很早，尤其是中国，从远古时期就展开了航海活动。殷朝末年时，即有贵族箕子率领殷民浮海到达朝鲜。秦朝时，中国的航海活动有了新的发展，如《史记》中秦始皇派徐福渡海求仙药的故事，这实际是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大量浮海移居日本的情况。汉初，又有故燕将卫满再次率领燕民渡海朝鲜灭掉箕氏，建立了卫氏政权。汉代造船水平和航海技术进一步提高，已能建造象楼船那样的巨舶。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发现了一处属于秦汉时期的造船厂遗址，从其遗址中可以看出这个造船厂的装备和规模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汉武帝时中国出现了一次远洋航行的壮举，史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人海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中外学者多年来虽然尚未对这次远洋航行中沿途经过的国家今天的具体位置取得一致意见，但就大的范围而言，都超不出现在的东南亚地区。而且对于其中有些国家的具体位置已有相同看法：如皮宗国，即今马六甲海峡的皮宗岛；已程不国即今之斯里兰卡；黄支国，应在今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康契普腊姆。尤其是对于“汉朝译使所到的最远的地方”的已程不国位置的确认，使我们可以确定其航行的大体路线：航船是从广东徐闻、合浦出发，沿着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海岸线西行，穿过马来半岛后进人孟加拉湾，最后登上现在印度南部的康契普腊姆。由此可见，印度半岛以东航线在汉代时已经开辟，并在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方面发挥了作用。
当然，由于当时航海技术的限制，低下的航海水平难以承担起远洋航行中所遇到的种种风险，直到公元一世纪以前，实际往返于印度的东西方船舶为数有限。古代帆船航行于茫茫大海中难辨东西，随风漂流，不仅经常会遭到飓风的袭击，而且随时有受到海盗劫掠的危险。如前引《汉书·地理志》所谓“苦逢风波溺死”、“剽杀人”，就表明了当时航行于印度以东的船舶经常会受飓风威胁，以及遭到海盗袭击的情况，
东西方的直接通航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最终形成
从公元一世纪开始，航海史上一个重要变化是人们对季候风的普遍掌握和认识。西方史籍所载，一位叫伊巴露斯的西方水手，一直从事由地中海至印度洋的远洋贸易。由于长年的航海经验积累，终于在公元74年认识到了利用季候风航行，因而，“后来在上古社会中，人们就把印度洋季风海流叫作‘伊巴露斯风’”。此后，人们对于季候风认识才得到普遍推广和利用。这不仅大大加快东西方航行的速度，也减少了在航行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因此，对于季候风的掌握和利用，无疑是人类航海事业中的一个重大进步。
同时，从公元一世纪开始，东西方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处于东西两端的中国和罗马的变化。在中国，公元一世纪时正是西汉王朝结束，开始进入东汉王朝时期。而其时的罗马，也正当由共和制转变为帝国时期。由于这两个强大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兴盛，彼此间需要加强交往和联系。因此从公元一世纪起，东西方之间的海陆交通都有所发展。
东汉初期，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说明当时印度以西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相当繁荣。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海上交往也不断加强。印度从汉桓帝以后已“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当时，经由海路和中国发生关系，必须从日南（今越南广治，汉朝时期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登岸。因此，所谓“频从日南徼外来献”，说明当时印度已主要是从海路和中国发生联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东汉开始，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海上交往也更加密切，如后汉永宁元年(公元年)，掸国(今缅甸古国)王雍由调“遣使赴中国献乐及幻人”。永建六年（公元年)，又有叶调(今印尼之爪哇古国)王遣使“贡献”中国，并受到汉安帝“赐以金印紫绶”。
总之，从公元一世纪后，往来于印度半岛东西航线上的中外船只日益增多，东西方之间交往更加频繁，不管罗马或中国，都极力想通过海上发生联系。但其时安息强大，成为中国和罗马陆路交通中一大阻碍。罗马“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采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东汉和帝时，班超即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当其行至条支(今伊拉克)面临大海(波期湾)时却被船人所阻，据船人说：“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人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实际上从条支到罗马有条取道美索布达米亚的商道，不必渡海。然而安息商人为了独占“丝路”的中转贸易，对甘英故弄玄虚，使其知难而退。
为了摆脱安息阻碍，西方的罗马也力图要从海上和中国发生直接交往。大约从公元二世纪初期起，罗马船只已越过印度洋而进入南海。如永宁元年，罗马船只东达缅甸，与该地区古掸国发生联系，其国王雍由调向汉朝所“献”的幻人即是来自罗马，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此后，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提高，终于“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它说明了当时罗马和中国直接通航的成功，从而标志着横贯东西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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