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四个国家六个机场,留学生只为逃离英国

3月18日，在英国伦敦，一名4岁的小孩透过玻璃看望自我隔离中的曾祖母。

逃离英国

“群体免疫”带来的集体恐慌

本刊记者/霍思伊李静曹然

王婧宜在希思罗机场候机时，感到很分裂。

排队登机的队伍里，几个中国人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全副武装。与之相对，整个机场，没有一个工作人员戴口罩。这是凌晨六点的伦敦，时间是年3月20日。

时间倒回3月8日中午，张艳琼登上伦敦飞往科伦坡的飞机，上座率近八成的飞机上，也只有她一个人戴口罩。

这12天里，英国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从例急剧上涨到例，死亡人数则从3人增加到人。但在希思罗机场，这一人流密集的感染高危地带，英国人的状态看起来似乎一成不变，与数字的攀升形成强烈对比。

在王婧宜看来，这种分裂不仅反映出中英两国对防护重视程度的差异，也映射出这种反差背后，不同政府的防疫政策对民众观念所形成的深刻影响。

当英国政府提出“群体免疫”概念后，此前累积的不安很快在中国留学生中发酵成集体性恐慌。“普遍的情绪是愤怒、失望以及恐慌，觉得无法理解。”剑桥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曲蕃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截至3月21日24时，北京累计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共97例，其中来自英国的有30例，位列第一。从输入病例的职业背景来看，留学生就有51例，占52.6％，超过了半数。在英国的“延缓”和中国的“应收尽收”之间，留学生们选择了用脚投票。

回国一票难求

直到3月10日，王婧宜还没有回国的打算。

王婧宜在剑桥大学中国研究系攻读博士，今年是第二年。本来她一直期待3月13日的学院周年庆舞会，很早就买了票。当时，英国的确诊病例在左右。她的一个朋友劝她，不要去，按英国目前的政策，整个局势一定会恶化。她极不情愿地退了票，为了安全，还提前退了剑桥的宿舍，和朋友一起搬到一个独立公寓居住。

没想到，疫情真的在几天后急转直下。从3月10日起，英国每天的新增确诊病例都在例上下，舞会前一天，新增了例。此前，在1月31日首次确诊两例后，几乎整个2月，英国的确诊病例一直是个位数，而且没有死亡病例。“3月上旬之前，英国的确诊一直是非常缓慢地增长，所以一开始我们也不太担心。”王婧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退票后，王婧宜给学院发邮件，建议舞会改期。“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知道过去两个月内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希望不要在英国重演。”在邮件中，她这样写道。学院回复称，国家防疫部门和健康部门都认为没必要取消大型活动，所以无需恐慌，舞会也不会取消，但会在现场提供消毒洗手液，也要求有感冒、发烧症状的学生不要参加。舞会当晚，尽量减少亲密接触的活动。

3月13日是个周五，在英国一向有“喝一杯”的传统。和此前的每个周五一样，酒吧里的年轻人在热烈交谈、举杯，学院舞会照旧。不同的是，这天王婧宜搬进公寓，开始了她计划中的“自我隔离”生活。别人在跳舞，她在囤粮。15公斤大米、卷卫生纸，这是她和另外两个舍友未来3个月的储备。

舞会仍在继续，王婧宜当时感觉，“和整个世界是脱轨的”。也在这天，她接到了父母的电话，要求她尽快回国，在学业、回国感染风险和继续待在英国的风险之间反复权衡后，她决定回国。

但很快她发现，根本订不到票，直飞已经不可能，二转或三转的票，订上后航班总被取消。最后，通过她父亲认识的一个票务，终于买到一张辗转30个小时的机票，只需要中转两次，相比别人，已经足够幸运。她有个朋友，至今仍没有买到票。

“我们真的非常崩溃，回国这个决定已经很难了，会耽误很多事情，但是后来发现回国却更难。”她感慨。

张艳琼买票更早，她原计划3月24日从伦敦经深圳回老家云南保山。3月6日，深圳航空说航班暂时停飞，最早可以改签到3月29日，在她签证到期前一天，但也无法保证。她担心如果再被取消，就会困在英国，所以决定退票重买，马上回国。

当时，英国只有例确诊，留学生群体也还没有大范围的恐慌，但她搜索后发现，直飞已经从三四千元涨到近三万元，而且票极少。一转和二转还有不少，但很多是在法国、西班牙这类疫情较严重的国家，风险很大。最后，她通过朋友认识的一位代理买了两天后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中转，上海入境，再转保山的一班航线。

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临要起飞时，张艳琼突然收到科伦坡到上海的航班被取消，航空公司帮她搜索替代航线，先是从科伦坡经曼谷去上海，改签后几分钟，这班也被取消。再改成经新加坡去上海，操作间隙又被通知取消。最后一个方案是，经吉隆坡飞上海，但要滞留超20小时。当时，离起飞不到半小时，她还没安检，同意后就开始“生死时速”。在登机口，乘务员正拿着一个秒表一样的计时器倒数，10、9、8、7……她一踏进舱门，乘务员马上按了一下。舱门关闭，却仿佛打开了另一个“盒子”，张艳琼随即开启了辗转四个国家，六个机场的“魔幻之旅”。

“我算是较早一批回国的，在我开始隔离后两三天，鲍里斯政府召开了第一次疫情发布会，‘群体免疫’政策出台后，回国的留学生激增。”张艳琼说。

《中国新闻周刊》通过各种“回国群”了解到，在3月10日到3月22日的两周内，尤其是在3月16日之后，至少有数百名留学生“逃离”英国，他们抢票、研究各国的出入境政策、寻找冷门航线，在跨越五大洲的不同国家转机。这个过程中，还有不少人因为政策的临时变动滞留在中转地。

这股“回国热”持续了十几天。最近，由于机票更难买，英国防疫政策转向积极，回国留学生开始减少。3月19日，北京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5例都来自英国，23日这个数字降为2例。

在北京新国展集散点工作的一线检疫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从3月16日那周开始，明显感觉到入境的留学生增多，此前一周，平均每天的入境留学生少时是个位数，最多也就二三十人，但第二周每天增加至一两百人，其中很多都来自英国。

经过30个小时的飞行后，3月21日下午3：30，王婧宜终于回到了杭州。担心航班取消、担心被传染、不敢上厕所、错峰吃喝，以及给马桶座酒精消毒，她把一路的经历称为“逃难”，“一路都提心吊胆”。

尽管费尽周折，冒着这么多风险，但是“这次疫情确实是让很多留学生转向更加相信中国，相信中国现在的处理办法。”王婧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群体免疫”之争

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集体性恐慌始于3月13日。此前一天，英国确诊病例达到例，此后以每天新增多例的速度爬升。但数字并非引发恐慌的直接原因，“最后一根稻草”是3月13日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的“群体免疫”政策，并首次提到感染率有可能达到60％。

英国有万人，如果其中的60％感染上新冠病毒，也就是约万人。“由于绝大多数患者是轻症，当更多的轻症患者感染病毒后，就会减缓疫情的传播，以防它在明年冬天卷土重来。同时，也利于保护那些最脆弱的人。”瓦兰斯补充说：“我想，它（新冠）很像一个年度病毒，会在每年季节性的传染。”

张艳琼记得，3月13日当天，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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