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被殖民期间,传教士在其中所扮演的

引言:

在斯里兰卡被殖民期间，自从首批开拓者创建咖啡种植业以来，种植园主的工作条件虽然已经大有改变。但欧洲籍管理人员仍然不得不经受长期的艰苦锻炼，不得不远离家园，把他们正在受教育的子女丢下来，而在一个热带地区生活。

当我们把他们的命运同别处的情况相比时，最好不要忘记这点。在很大程度上，地理位置决定了欧洲籍种植园主和当地人民接触的范围。克拉尼河流域和南方省橡胶园的管理人往往能讲流利的僧诃罗语或泰米尔语，并同当地的斯里兰卡种植园主和律师相交往。但在山区高处，在主要是欧洲人经营的茶业庄园，这种接触就较为罕见了。

当往返英国的旅途还不怎么方便时，在斯里兰卡的欧洲妇女为数不多。年，理查德·摩根对在林杜拉的托马斯家客厅中所举行的礼拜，虽感愉快，但由于没有妇女参加，他又大为扫兴。魁梧健壮的男子从附近各地来到这里参加礼拜;济济一堂，蔚为大观。唱歌时，还有小风琴伴奏，幽扬悦耳。但只有一个缺陷，就是没有妇女参加。这里气候很好，对欧洲人是适宜的。假若每所平房有一位主妇为之点缀，那一定会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而种植园主也就会以此为家，大享家人团聚之乐了。

欧洲种植园主同泰米尔和僧诃罗妇女的结合，现在虽不常见，但在十九世纪却是屡见不鲜的，于是便有一种在公文里被称为“欧亚混血种人”这个为数不多的新成分。掺入了岛上各种社团。象奈顿小说中所描写的西京斯那样邪恶的种植园主，即使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也是罕有的。但奈顿所提到的一些卑鄙的(或诡诈的)村民把少女献给种植园主的例子，别的作家也曾谈及。这种结合所产生的后代对父亲的社会一无所知，他们是被排斥在这个社会之外的;他们也不真正属于母亲的社会。只有靠父亲的充分供给，他们才能希望得到算是正常的教养。不幸的是，在种植园统治的这块禁地上，竟产生了两类人，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上没有社会地位并被剥夺了权利:一类是苦力，即在这种制度下受害最深的人;另一种是种植园主的私生子女。在种植园里出现了上一世纪(甚至今天)斯里兰卡生活的两个极端。最高贵的和最卑贱的、最富的和最穷的、最强的和最弱的，都可以在种植园里同时看到。

虽然传教士不是斯里兰卡最重要的也不是人数最多的欧洲人团体，他们却在这个国家的人民中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在岛上留下深刻的印象。和他们的同胞一样，他们也是候鸟，很少人在斯里兰卡安家落户。但是，他们工作的性质使他们比其他任何欧洲人团体更接近岛上的人民。在斯里兰卡，在传教士所留下的基督教团体里，或在通过他们的帮助而受过英语教育的人们之中，是否找得出传教活动的特征，还是一个疑问。罗马天主教徒是斯里兰卡的第一批基督教传教士。在古老的沿海各省曾经有过相当庞大的罗马天主教社团，前面已经提及。从十七世纪后期以来，荷兰的革新派教会便拥有为数不多的信徒。英国国教在其早期规定了任命教职的政治原则，这些原则的偏狭性虽然使牧师的质量受到影响，但是在十九世纪英国国教也拥有了少数教徒。关于早期殖民地牧师和副主教(甚至稍后的主教)，我们还是少谈一些为好。

詹姆斯·斯蒂芬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指出:据主教说，两个英国国教牧师，似乎是在心情烦燥的状况下进行工作的，这是令人深深引以为憾的事，因为牧师是宣传和平和博爱福音的使者。这样的缺点，在所有宗教团体的牧师身上，都可以找到。关于斯里兰卡各新教派别之间长期不和的卑鄙可耻，那就更不必多说了:美以美派教徒和浸礼派教徒都对英国国教利用它的世俗和政治特权的不公正行为大为不满。

关于促使异教徒改信基督教以及希望迅速达到这个目的的问题，前面已经讲过。毫无疑问，十九世纪某些人的改信基督教，也和以后他们背离该教一样，显然是为了个人的方便，在斯里兰卡占优势的宗教还是佛教，几个世纪以来，它在政治上并不起重要作用，而且是停滞不前的。这种民间宗教已不再具有统治者之宗教那种权威了，因而基督教传教士所带来的那些组织与活动，在佛教徒看来，就是一种不平常的现象了。但首先令佛教徒--特别在康提王国之内--感到不安的，是佛教与国家之间的古老联系被打断后所造成的损失。按照康提协定，斯里兰卡的新统治者应担保僧诃罗人的宗教是不可侵犯的。但这一条却引起了争论，在斯里兰卡的基督教传教士和在英国的传教士团体，都反对殖民地政府根据协定的条款，对神圣佛牙给予保护;同时也反对某些应由政府首脑(即取代了康提国王的基督徒总督)予以批准的典礼仪式。传教士坚持:基督徒君主的代表不能够也不应该同“异教信仰和偶象崇拜”发生任何联系。而佛教徒酋长和僧侣则声称，公开给他们提出的保证没有得到尊重。

在年骚乱期间，英国人出自政治策略的需要，不顾传教士的反对，迫不急待地要对康提佛牙寺中的佛牙进行“保护”。但在年，由于政府受到的压力相当大，便正式把佛牙交给康提寺庙当局去保管。长期以来，一般佛教僧侣和佛教大众都几乎没有表达他们意见的机会，因而对于传教士的布道工作显然并不怎样注视。这些传教士是不可抵挡的，因为他们都是欧洲人。

早期基督教传教士的工作重点是使异教徒改宗基督教。不论他们曾否论证基督教对佛教的优越性，他们的工作在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佛教徒的积极反对。利用学校作为改宗的媒介也没有遭到反对，至少在早期是如此。三百多年以来，锡兰的欧洲统治者一直都在坚持这种作法，因而也就必然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他们似乎患了一种不幸的顽症，非如此不可。当使斯里兰卡全部基督教化的希望日趋渺茫之时，传教士便开始在政府的保护和奖助之下给那些有力上学的人提供英语教育，相对而言，实现这项任务要容易得多了。他们从未放弃布道工作，但其成果是令人失望的。

在大多数的岛民中，极少数被称为伯格尔人，而其余大部份则系本地人;与其说他们是以各种不同统治集团来划分的，倒不如说是以地理条件来划分的好。十九世纪时，北部和东部的泰米尔人，同岛上其余部分的僧诃罗人大体上是隔绝的，正如林杜拉的种植园主同这两者相隔绝一样。再者，种族、教养、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差异，也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这种划分比统治者之间的阶级划分还要显著得多。此外，在某些种族群体之内，种姓和次种姓的分类也同种族区分一样清楚。种姓区分，甚至在那些最不希望有这种区分的人群里，也可以找到:例如在伯格尔人中间，有荷兰血统的人就自认为高于别人:在佛教僧伽中间，只有某些种姓才有参加某房些僧侣大会的权利。

种姓并未被英国人正式承认，他们认为:按照法治精神，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在实际事务的处理中，统治者如果不愿意自找麻烦的话，他们也不得不考虑种姓问题。(贾夫纳及其他各地的基督教学校就遇到难以处理的种姓禁忌问题，但是，因为受教育有一种经济收益，所以在受英语中等教育阶段时学生就克制了种姓偏见。)十九世纪后期，或者更确切地说更晚一点的时候，在有礼貌的交谈中，种姓就象一种奥气，是不为人所挂齿的;但是，当人们大发脾气而毫无顾忌之时，各种辱骂和谬论就会滔滔不绝地脱口而出。现在，一个人的种姓也许不那么经常地“被人提起了，但是，它从来没有被人忘掉，今后也不会的。一种新的经济代替了人们过去的行业和劳役代租制。新的生活方式，国内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人人都有采用任何名字的合法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抹掉了那些更明显的种姓标记。最近有一篇关于从全国各地征集农民到东方省的殖民计划的论文，作者在该文中提到一种回避种姓的极为流行的方式“低级种姓的人们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经济地位，因而也改换了他们的服装。

他们给子女取上了新的姓氏，力求改变他们的种姓。凡是暴露种姓的父系姓氏都改掉了。但种姓仍然存在，每逢婚姻、选举和恩赐(从部长的任命到贫民的救济)这些重天的事件时，种姓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人们相互关系之间无法忽视的一个因素。有人认为，斯里兰卡的种姓正在死亡，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它必然正在经受一种拖得很长的弥留之际的痛苦。斯里兰卡的种姓从来不象印度种姓那样复杂或严格，然而这对于那些在现代流行语中被称为受惠最少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种什么安慰。对于他们，种姓必然早已是他们渴望躲避的困境。那些高于种姓等级制度中最低级的人，由于相信并宣称自己优于所谓的最高级种姓农民即“果伊加马”，所以才能经常保持他们的自尊心。我们在前面把“果伊加马”称为穆达利亚尔阶级。因为他们是社会上其他各种人所艳获和仇视的焦点，这里就有必要对他们略加叙述一下。

穆达利亚尔长期处于白人统治着的宠臣地位，也敏于利用这种地位以巩固他们的利益。伯客格尔人在竞争中名列第一，他们因有欧洲人的血液而得到了特殊的保护。同伯格尔人一样，穆达利亚尔把受英语教育当作保持其地位最自然的方式。亚历山大·约翰斯顿认为伯格尔人特别机敏，因而选拔他们担任公职。在这一方面，穆达利亚尔也同伯格尔人一样，使他们的亲属在司法部门中获得了各种职位。他们占有土地(还要求更多一些)，但这些低地上的小块土地，不象咖啡园和茶场那样可以带来大宗收益。他们有一些钱，但没有巨额资本。可是，在十九世纪初期，除了那些在地租投机上大发其财的低级种姓的本地人以外，只有他们在本地人中算得上是“富有的”一伙了。年克拉夫牧师对他们作了深刻的评述:“国家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地方头目手中，他们不仅占有国家的实际财富，而且支配了较低阶层的劳力、时间和微小的收入，其势力之大，除非你生活在他们之中，那是无从理解的。”

他们强烈抵制任何人侵犯他们认定的权利和特权。其他种姓，如“卡腊瓦”即渔民以及“恰利亚”即剥肉桂者，也有作为他们的氏族首领的穆达利亚尔。年，当总督决定任命渔民种姓的一个成员为总督门卫的穆达利亚尔时，由于这一荣誉以前只授予“果伊加马”种姓，于是后者便对这一有伤其尊严的事拼命加以反对。总督本可以让步的，但因有几个高级官员坚持不让，任命还是执行了。于是，一个富有的、乐善好施的莫拉图瓦家族的成员便成了“卡腊瓦”种姓中被擢升到这种阶层的第一个人。“果伊加马”种姓中属于穆达利亚尔阶级的人，必须学习英语以保持他们受惠的地位。第一批在英国大学读书的僧诃罗大学生是大穆达里亚尔”的几个儿子，他们在梅特兰年离开斯里兰卡时伴随他到了英国。他们是十九世纪少数特权者中第一批在英国受完教育的人。

在科尔布鲁克的报告提出以后，基督教传教团体以英国学校的课程表和课外活动为范例，开展了英语教育的工作。传教士早已创办了僧诃罗语和泰米尔语的教育，比政府办得更为有效，更为经济。由于传教士努力的结果，国家资助的教育变成了斯里兰卡学校教育的一个特点，而这种教育在当时的英国尚未出现。教会学校虽然在教学标准和设备方面受到公共教育部官员的批评，但它的成就应归功于很多传教士的热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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