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在殖民期间的阶级和种族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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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年,英国在斯里兰卡所建立的家长式的温情主义的殖民地政府结构,似乎已成为这类结构的典型实例,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然而,在不到五十年之内,统治者便撤离了斯里兰卡,而这种结构也随之大有全部瓦解之势。

但是,它并没有消失,迄今仍然横跨于岛国之上。年是英国对斯里兰卡实行直辖殖民地统治将近一个世纪的一年,它提供了一个可以由此回顾过去和检视未来的立足点。的确,今天的大部份矛盾是同这一结构在十九世纪所具有的那种看来十分明确而又清晰的外形纠结在一起的;在那个世纪,英国人决定了斯里兰卡的命运,给予它以不同寻常的政治经济背景,并一度赋予它以特殊的性质。年以后,斯里兰卡人民对英国最初一百年的统治一直是有反应的:他们对统治者所给予的一切既有所吸收,也有所摈绝;有时感到厌恶,有时则感到喜悦。这最初的一百年,在时间上和感情上,似乎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世界相距颇为遥远,然而年以后所发生的大部份事件的某些特证都与这一百年的统治密切相关。这是事物演变的必然结果,只要想一下直到今日经济基础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就可以理解这种必然的结果了。建立于基础之上的一切都带有基础所给予的形式。也许有些非本质的东西已经改变了;过去的一些惯例,如今也不再存在了;然而古老结构的外形却和十九世纪的没有什么不同。

斯里兰卡的这一百年,大体说来,是和平的年代。自从十三世纪古老的君主国开始崩溃以来,在斯里兰卡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长期的内部巩固,因为整个国家在统治者无可置辨的控制之下完全统一起来了。十九世纪时,大多数欧洲列强都能使其殖民地受到免于内部分争的好处,但英国人所提供的这种发展类型一-姑且名之为“英国式的和平”,却在颁布政策文告的同时,容许某种高尚的动机渗入他们统治斯里兰卡的那种令人郁闷的现实之中。他们没有什么既定的工作划,而所谓制定计划也往往是一种事后的承认,即不得不把某种秩序强加于容忍过久的漫无目的的状态之上。

英国的统治以其不僵化的特征而区别于其它欧洲强国在亚洲的统治;他们愿意采取一些亡羊补牢的措施;接受某些规章制度(特别是法律条文),并在其不适用时,又巧妙地加以修改;他们还容忍批评,因为它是争辩过程的组成部份。所有这一切都是英国统治毫不僵化的标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两个词,在现时是使那些觉得自己在受指控的人颇感内疚的两个词,但在十九世纪,“殖民主义”一词在语言中还不存在,而“帝国主义”一词则是用来批判保守党所奉行的那种侵略主义的。我们应该在什么基础上来结算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账呢?这是困难的。但不管怎样结算,这笔账也不过是一堆枯燥无味的数字统计而已。只有把它们表述为人的语言,才能说明在这笔账中包含了哪些东西,漏掉了哪些东西。

十八世纪末叶,当英国人在沿海各省建立权力之后,从古斯里兰卡分裂出来的诸小王国中的最后一个仍然存在。但不久之后,它也消逝了。尽管英国人耽心有人会觊觎康提的王位,康提王国的人民却很少怀念几十年来那些南印度血统的国王。最后一个国王是在流放中死于印度马德拉斯管区的,他的后裔不久也就放弃了凯觎康提王位的任何欲望,而满足于作为斯里兰卡政府的年金领取者,只不过随时要求政府追加各种开支罢了。詹姆斯·斯蒂芬在其备忘录中提到此和要求之一时所使用的诙谐笔调,使人想起这个古老的王室确实是谁也不关心的了:一位年少的康提王子想同时娶他的两个  表姊妹(或许是出自他母亲的愿望),虽然这个家庭连为了孩子的健康需要买一匹马的钱也没有。却向政府请求拨五千卢比作为婚费。这一切在欧洲人听来当然都是很奇怪的。虽然人们不免设想,最好把这笔钱用作孩子上学和兴马的开支,但从政府批准这一申请来看,我认为这个家庭的要求是正当的,而且是恰如其分的。

在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有一条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事实上,岛上的种族就是两个,英国人,一切官方文件上都称之为欧洲人,以及当地的居民。即“本地人”“斯里兰卡人”是对岛上所有本地人的称呼,不管他们原属哪个种族;初次使用这个词的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查尔斯·洛伦茨。正式文件上有三重区分,即欧洲人、伯格尔人和本地人。这些区分在英国统治的初期就已出现了,当时在新统治者、旧统治者及其后裔,以及其余的人之间就作了区别。但是,不管你把伯格尔人称作什么,在英国人看来,他同当地的任何其他居民一样,仍是不折不扣的本地人。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这种区分的存在,统治者自己也时常提到。有人也许对于这种区分表示遗憾,但对大多数人说来,这就象五月间要刮季风一样地自然。卡珀是一家报馆的老板,他有很多机会观察周围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按照他的说法,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彼此很少接触,甚至在官员中的两种人之间也是如此。安斯特鲁瑟在出席下院特别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时,谈到了年的骚乱,认为这次骚乱是由于两个民族之间的毫无接触所引起的:“在斯里兰卡,政府和被统治者之间隔了一层密不透风的幕布;政府所有人员中,谁也不懂当地的语言;很少有人对本地人的风俗习惯略知一二;他们完全不了解人民,犹如伦敦的绅士不了解其所统治的人民一样。”

威廉·奈顿在《斯里兰卡森林中的生活》一书中谈到两个民族彼此隔绝的一个理由:我把人类这一概念同衣著和肤色的黑白完全混为一谈了,以致我一时不可能认识到:这些长臂、棕色、裸体、叽哩咕噜的动物居然是我的同类。一个白人骤然碰到一些文化上异已、经济上贫困而且完全依赖白人的善意为生的人时,他所受到的震惊不亚于一个英国上层人氏在碰到如亨利·梅休在考查伦敦贫民时所描述的那种人时的感受。一个生物学家在碰到一个新的、有点令人厌恶的品种时的反应也就近乎上述那种反应。类似的情绪,在属于种姓以内的本地人对待种姓以外的罗迪亚族人的态度上,也普遍存在。对本地人说来,罗迪亚族人是另一种人,正如码头苦力对奈顿小说中的主角说来,是另一种人一样。

两个种族都有各自的种姓和次种姓的阶层。欧洲人社会中那些种姓,同本地人中比较严格的区分一样,也是显而易见的。欧洲人中的“种姓”区分不是因为他们接触了以种姓为基础的文化而形成的,而是由不同的出身、教养、教育和职业所造成的传统的阶级差异。人们在盛怒之时往往借用这些理由来责骂他们的对手,这种情况在欧洲人当中如在本地人当中一样地屡见不鲜。从诺思致其姊凯瑟琳的书信中可以看出,自从英国人开始统治斯里兰卡以来,在科伦坡的欧洲人社会里到处可以听到恶意中伤的闲谈。诺思在提到对“种姓”禁忌所进行的种种破坏时,总是非常开心的,他常常以饶有风趣而又有点恶作剧的笔触写道:船只就要启航了。我很高兴,它马上就会把一群娼妓和流氓送走,过去哪有在这么小的空间内集中这么多的坏蛋!富勒顿将军,来自孟加拉的一个老蠢货,头戴圆形草帽,面罩护眼的绿纱,在船上走来走去。他娶了一个印度妻子。他曾经带她到过苏格兰,在那里,她把牛粪敷在她的客厅墙壁上,使邻人大为惊骇。

坦南特出身寒微,娶了一个很有钱的妻子,他后来在这两个方面受到一位军官知一名绅士的指责。在这一小群欧洲人之间虽然有各种“种姓”的区分,但他们在危急时期却能团结一致,这就使受过英国教育的本地人颇为艳羡。

欧洲人的官方首脑是殖民地总督,他必然是  英国统治阶级的一员。当地居民过去对康提国王所怀的敬畏,现在转移到英王的代表身上来了。在僧诃罗语中他被称为“腊朱鲁伏”也就是国王。殖民地总督享有巨大的威望和权力。年,有一个英国人这样描述道:如果让政府首脑受到一些宪法的约束,使他无从徇私舞弊,使人民不至于过奴颜婢膝的生活,那末,女王陛下两百万臣民的利益所可能遭受的危害也就会大大地减少。然而总督却把国家的全部权力集中于己身,既不受任何限制,也不承担任何责任。他掌握任免奖掖和翟升之权,实际上还把持财政收入的支配大权。斯里兰卡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如果要想获得他们所渴望的福利以及他们所寻求的正义,都只能仰赖于总督的意愿和喜悦。

总督是殖民地行政管理的首要官员。对殖民地最高行政机构中官员的任命,他有提名候选人的权力,直到年,文官任职才取决于考试。在处理国内各部门的日常事务中,他的话就是法律;从斯里兰卡送到白厅的一切公文都非经他之手不可,固然殖民部对他的控制有时使他感到烦恼。但他总能以各种动人的理由向殖民部提出申请,说明他对某件事的立场为什么应该得到批准。他到各省省会视察或到各地旅行时,其声势之显赫不啻于国君出巡时的盛况。在他所经过的道路上,每隔若干距离都要以“潘达耳”即凯旋门装饰起来;各驿站都要向他致欢迎词;在接见别人时也要按照白金汉宫的仪式来举行接见礼。享受过这种豪华排场的总督,的确大有人在。阿瑟·戈登爵士,即后来的斯坦莫尔勋爵,有过这样一件铁事:他按照国王的方式让他的马来代表出席萨巴腊加穆瓦新省建立的庆祝典礼,因为他的妻子病了,他本人不能出席。举行典礼10时,在游行行列中有象队、教师、酋长、舞蹈者以及无业游民,他的马在隆重威严的气氛中被牵领在前,后面紧跟着大批官员。马背上有一具马鞍,马鞍上有一个垫子,垫子上托着一个银盘,盘中放着阿瑟,戈登致萨巴腊加穆瓦的酋长和人民的贺信。

殖民地总督的形象使观者那样地望而生畏,以致当其中之一谈到他在英国看到这位大人物不再居于高位而是普通群众的一员时,不禁流露出某种满意的心情:同大将军一样,殖民地总督一日脱下了官服,也就失掉了大部分魅力,而和普通人差不多了。到伦敦后不久,当我漫步在牛津街头时,我在一个吸引人的商店橱窗前停了下长观赏橱内的货品。突然,站在我前面的那个人向后退了一步,踹了我的脚。“对不起,先牛,”他说,“没有什么”我说。他走开时,我认出他就是斯里兰卡以前的一个总督,他和我一样,现在也只不过是橱窗前的一个观赏者而已。

结语:

当然,大多数殖民地总督都享有身居高位的荣华;同时也和凡人一样,在受到人们的尊敬时,他们是颇为感动的,特别是他们同斯里兰卡告别时斯里兰卡人所表现的那种感情最使他们感动。不久以前,有一位同休·克利福德爵士一样机智、一样怀疑人情世故的总督,就显然满意地提到:各阶层人民使他愈来愈感到难以离开斯里兰卡,这种感受是他在其它场合不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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