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当政期间,诺思对斯里兰卡的改革和治理

引言:

在第一次的战争失利后，诺思尽量为自己辩解，说这次惨败所造成的后果不应归昝于他。他把一切罪责归之于皮利马塔劳伐的背信弃义，借此来为自己开脱，然而这次远征失败的真正原因及在于他的狂热和自负。

他的姐夫在年就预见到象导致年灾难的这件事一且发生，谱思将会怎样对待。在致邓达斯的信中，诺恩的姐夫写道:“如果谁要对于他所采取的步骤的紧急性和权宜性提出不同的意见(我相信不会有人提出)，他的辩解将是，这些步骤不仅会得到印度总督的批准，而且是他不得不如此进行深思熟虑的结果，"何况他把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这样作的理由和动机都已及时上报了。”诺思确曾深思熟虑过，也及时向印度总督、马德拉斯省督和英国政府接二连三地汇报了这次灾难的详细情况，并且强调他是无可指责的。

“战争”漫无头绪地延续着。康提国王的军队仅能进到沿海各省的边缘，威胁某些城堡，却无力同英军在开阔地带作战。继后两年中，诺思制订了种种计划，要对“背信弃义”的康提人进行报复，但是新任司令官威姆斯对于军事上无把握的计划并不屈从。康提“战争”拖延了两年之久，抢劫和恐怖伴随战争而加剧。受害最深的是康提人民。他们的头目继续与英国人勾结，王国的资源大量消耗，日趋枯竭。年3月16日，诺思在他给道格拉斯的信中首次对康提方面的局势作出了相当正确的判断，他写道:"我相信康提人渴望求和，但是，我决不同现在的国王或大臣讲和:其实我的目标是:彻底灭亡逃个独立的康提王国。”

这种反对压迫的热情，加上他自命为解放者的虚荣心，也表现在诺思的财政、教育和社会政策上。他对斯里兰卡财政所抱的热烈而乐观的希望就是一个实例。英王给他的委任状和种种训令规定了斯里兰卡的税收由东印度公司掌管。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勉力作到的仅仅是:保证机密委员会的愿望得以实现，并保证税收有所增加，以便解决公司在军事建设上的负担。霍巴特曾建议促进同康提的贸易，以大米、食盐和布匹交换肉桂、胡椒和槟榔子。威克里默雷特内指出，国内当局也曾在这个问题上催促过诺思:“这些训令在这段时期之末一再提出，又一次证明了诺思不愿意同康提人发展贸易。”不愿意的理由可能是些什么呢?第一，同康提人进行贸易，就意味着维持现状，而这是诺思所不能容忍的。其次，他对采珠业可能赚得的金钱寄予莫大的奢望。他认为，年采珠业之所以破产，是由于玛德拉斯政府官员的贪婪。在这段时期内，珠贝因大量采集而受到严重的损害。他十分相信从采珠业中可以获得巨利，因而他为自己在阿里普修建了一座有多利斯式圆柱的房廊，以便远眺那些满载珠贝而归的船只。

他的热切的欲望又一次使他陷于盲目。关于珠贝的生长过程，他既毫无知识，至于如何对付那些船只租赁者的生意经，他也缺乏经验。但是他终于认识到，他的计划之所以失败，只是由于某些英国官吏的舞弊和船只租赁者的狡谁。诺思厌恶劳役代租制。他认为这是封建秩序的反动残余，它把那些不幸的耕作者束缚在土地上，使他们无法作为自由大而享受发财致富的权利。这也说明，为什么他喜欢摩尔人而不喜欢僧诃罗人。在他看来，摩尔人是一种坦头苦干、富于进取心的人，但不幸因必须缴纳传统的人头税而受到压制:而僧诃罗人则是那样地忠守劳役代租制和村社土地公有制，以致毫无进取之心。邓达斯曾用红笔在道格拉斯的一份呈文上注明:“斯里兰卡岛的主要问题是台理地经营这个岛上的土地和农业。如果经营不好，岛上居民的生计将永远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在这一方面，只要有了较好的制度，就可能推行一种国家土地税”。也正如诺思所见，村社士地公有制是僧诃罗人的一个不幸的特点，必须铲除它，才能发展农业。

年的骚乱促使政府委派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的结果是，建议恢复劳役件租制。诺思对此颇感不安，但不得不服从。可是，年他提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只要可能的话，就应该允许耕作者缴纳现金以代替劳役租，他认为这是一种开明的措施，但是响应的人不多，他失望了。既然绝大多数的人都不肯利用这个变通的办法，年，它便被取消了。他在财政制度上进行的开明改革，毫无成效。他推行的一种新税“欢乐税”这是在珠宝方面的一种征税，如果作为组织完善的、征收各种财富来源的税务制度的一部份，那也许是明智的。但是，诺思的“欢乐税”不是真正的捐税，而是加在佩戴珠宝者身上的、按划一的税率征收的一种捐税。它遭到顽强的反对，最后还是被取消了。

诺思对斯里兰卡的英语教学作了一些改革，如果我们可以用教育政策这个名词来说明他在这一特定范围内所取得的进展，那么他的最大成功也就是他的教育政策的成功。英语教学是一个非常狭小的领域，而且客观条件也有利于改革，所以他才能在这个方面获得相当的成功。他所要做的事，正符合那些很想从他的施政规划中得到好处的一批人的愿望。他说不上是革新家，只不过是以前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已经试验成功的种种设计的继承者而已。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和传教士的努力早已证明:以统治者的语言训练出来的上流社会人士是大有用处的。这些人出身于本地酋长和头目的家庭，有的是来自岛上欧洲人的后裔。同当时的其它英国人一样，诺思相信英语和基督教”的启迪和开化作用。同以前的荷兰人一样，他也看得很清楚，推广统治者的语言和宗教，可以获得某种立竿见影的好处，即训练出一批忠于帝国的小官吏。他整顿了荷兰人的学校，并于年成立了科伦坡学院。根据科伦坡学院首任牧师和院长的报告，从这个学院里，“岛上的英国人已经得到许多重要利益(它)不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充当了一个翻译室的所在地，而且也给政府各部门训练出一批机要通译员”国。

诺思在年规定:任何申请书，如果不用英语书写，则一律不予接受。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象皮里斯所指出的那样是由他对僧诃罗语的鄙视。事实上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使那些代理人和创业者愿意起草这些申请书的科伦坡学院里的学生，从经济的观点出发，对英语发生兴趣。同葡萄牙传教士和荷兰的总督一样，诺思也制订了每年遣送若干青年到英国深造的计划。可惜他没有这笔庞大的经费。如果诺思能够如愿以偿地将穆达利亚尔们的势力打垮，那他就给国家建立了功勋。他象早期统治斯里兰卡的那些英国人一样，对穆达利亚尔怀有戒心，防范甚严。他个人认为，这些人的地位造成了广大民众的“贫困和对于令人烦恼的无限权威的消极服从”。但是，要排除这帮人，诺思便必须对土地所有权实行改革，并进而打击种性制度。但要求他或任何其他英国人在十九世纪做到这一点，那未免过于苛求了。到斯里兰卡来当统治者的这些人，只能在适当的范围内改革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机构。

同别人一样，诺思也看出了，他所谓的“黑代理人”，即斯里兰卡的下层官吏，绝大多数是贪污腐化的。例如，就肉桂种植园来说，他就打算使用一批“毫无贪污嫌疑或贪污意图的监管人员”来加强管理。他的结论是，“我认为，决不能放心把这类企业交给一个黑代理人，让他毫无忌惮地去自行管理。”即使没有这个决定，他也会把英国人安置在最高的监督职位上。然而诺思同唯利是图的英国人打交道是有痛苦经验的，而他又居然这样深信这些人的诚实，这就"未免是一种讽刺了。不管诺思的种种见解是错误的还是明智的，总之，从他的记事录来看，他的观点是同英国官方在统治斯里兰卡的整个时期的政策相吻合的。在高级官员中，某种腐败的现象可以说已被遏制到了最低限度;但在下面的各级官吏中，贪污腐化则又可以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一种不可免除的弊端。

从诺思任职期间直到后来，英国统治的特征似乎在于要把两种矛盾的倾向是接受一个应该反对的社会结构呢，还是决心开发岛上的资源结合在一起。社会结构同经济结构的互相依赖，往往受到忽视，但也有迹象表明，某些殖民地总督确实看到了经济的改革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强大因素。在年战争灾难之后，诺思写信给道格拉斯说:“我衷心希望今后能够通过逐步实现我们的目标来同康提人建立一种牢固的友好关系，我曾经作过很大的努力;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使康提王国，无论是团体或个人，对我们的进出口贸易以及我们发行纸币的这一措施越来越感兴趣，为了避免变化无常和专横无理的不法行为所造成的贪婪，发行纸币乃是经过仔细考虑而采取的一种出色措施。”年，当诺思离开斯里兰卡时，英王陛下的文武官员(大多数是他的好友，如罗伯特·阿巴斯诺特和威廉·博伊德)呈给他一篇献辞和一只价值一千金币的餐盘。

布朗里格(-20年)为个人野心所驱使，自夸为康提王国的征服者。他卓有成效地把旧的封建制度这一障碍从他所必须开辟的场地上扫除掉了，关于这点，下文将会谈到。殖民地的当事人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如果工作有成绩，甚至可以不服从上级的指示，布郎里格也正是如此。他在制订各种计划和措施时，并没有受到过份的约束。自从年以来，所有殖民地均属陆军大臣统辖治理范围。同年，英国在锡兰设置了一个代理人的职位，由赫斯基森担任，年俸八百磅。虽然后来政府给他增加了俸金，“以表彰他在锡兰的功绩”，其实他并没有为锡兰制订任何政策;他的财政专长也丝毫无助于改变锡兰的情况。直到年，当巴瑟斯特伯爵任殖民大臣，亨利·古尔本任政务次臣时，殖民部才开始初具规模。但是，负责锡兰事务的是白于，有时议会也从中干预，例如年，下院就议论过要对诺思的“康提战争”进行一次调查。

结语:

年，当诺思离开锡兰时，他并没有为嗣后英国统治在岛上的发展做出多少扫清场地的工作。他只不过挥动他的手杖，朝着那些拦路的荆棘扑打了一阵。他曾经表白，要是他大权在握，他是会干出一番事业来的。因此，为英国在岛上建立统治体制而扫清场地的任务，就留给他的继任者了。三个继任者都来自军官阶层，曾经服过现役。他们为这块新的英国属地至少能够做到的一点就是军事上担保它的安全。但事实并未要求他们这样做，因为拿破仑征服东方的野心没有实现，而法国人对印度的威胁也随之消失了。因此，这些继任的总督便各行其是，放手在这块新殖民地上进行扫清场地的工作。他们采取了慎重的政策，并按照个人的喜爱和雄心致力于这一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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