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首都体育馆

王从军

几天前，我路过正准备迎接北京冬奥会的首都体育馆，想起了中学时在这里看文艺节目和体育比赛的事，还想起这座建筑在我记忆里的“角度”与“距离”。

“角度”

人们观察景物，可能都会有习惯的角度。我每当想起首都体育馆，眼前浮现的，总是从它的西南角看过去的形象。

小时候，我们每次去首都体育馆，走的都是34路郊区公共汽车自西向东行驶的道路，大方向也是在体育馆的正西偏南一点。

“文革”时首都体育馆的门票，一直是我们熟悉的固定样式，在一张长条形状的纸片上，一边印着“首都体育馆西外白石桥”的字样，一边是建筑物的图案，看画的视角也是选择了西南方向。

年5月23日下午3点，我们许多北京的中学生来到首都体育馆，参加“首都工农兵反击右倾翻案风，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咏大会”。在工农兵方阵里，我们扮演的是人民公社社员，我们唱的歌有《举起革命的铁拳头》和《贫下中农不信邪》等。

演出结束后，我们京工附中“五一”班的一群同学身着演出服，来到首都体育馆前面合影留念。而这张照片拍摄的角度，恰好也永久定格在体育馆的西南方向。

多年后，我看到了一张当时官方发布的彩色新闻照片，它真实还原了这场歌咏大会的画面，我从里面居然找到了我们的方阵：在这张照片局部的右上角，穿浅色衣衫红肚兜的，是中学男生扮演的男社员，在照片下面穿粉红色服装的，是中学女生扮演的女社员。照片左边穿蓝色服装的，是工人方阵。

这次歌咏大会还有一个主题，是“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四周年”。那时节，我们看过的文艺演出、读过的书、还有收集的邮票等等，无一不是以这篇文章为出发点。

因为这篇文章的原因，时过境迁的几年后，我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陕西记者站实习，其间专门去了趟延安。一天下午，我走进当年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会场，看夕阳照进窗户，我是唯一的观众。坐在长凳上，屏气凝神，想象着昔日会场里的情景。

今天，首都体育馆的周围，城市环境已经天翻地覆，中关村南大街和西外大街形成一个十字坐标，引导着改革开放新时代的“角度”。我们当年合影照片里的政治标语没有了，大中国早已是山河巨变。

首都体育馆这座老房子依旧，从它不变的西南角造型上，我们还能找到自己少年的“角度”，读到属于自己的不老故事。

“距离”

今天，对于我们这群当年的中学生们，我们与首都体育馆之间的距离，既是我们与北京冬奥会的距离，也是我们与青涩少年时光的距离。

我们有不少同学，今天仍住在北京西三环内外，他们大半生走过千山万水，当生活安顿下来，因为家人、老房子、老单位等诸多原因，大家的生活圈，又回归到当年“西郊”的位置，在距离首都体育馆不远的地方，日子又周而复始。

我们这群同学与首都体育馆之间，在这段看似不远的距离上，满载着记忆。

当年，我们的中学与四季青人民公社为邻，首都体育馆在我们心目中，是这座城市的一个桥头堡，它是我们“进城”的起点，为城区和郊区划出分界线。它更是那个年代的一道红色风景。

中学时，我们每次到首都体育馆看节目，总有点过节的气氛。

有一次，我来到这里看节目，时间是年6月18日。那天，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向中国赠送了一只小象，名叫“米杜拉”，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交接仪式。我的座位是在北台的高处，与主席台在同一侧，远远地看见了周总理入场的身影，他身着灰色的衣服，偶尔转身望了一下我们的看台。

还有一次，是年3月19日，我到首都体育馆听了一场音乐会，在这里，小泽征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与中央乐团进行了联合演出，演奏的中外作品有“星条旗永不落”和“草原英雄小姐妹”等。

当七十年代这一页翻过，我们少年时与首都体育馆约会的日子也画上了句号。这座体育馆逐渐变成商品展销会和歌星演唱会的大卖场，它在我们的视野里远去。

我一直以为，在首都体育馆现场听到的“运动员进行曲”，那是一支最好听的曲子，一定要现场听。

如今，我们与自己少年时光的距离虽越来越远，但仍有可能在首都体育馆这座岁月的中转站里重逢，老房子记得来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