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是否曾真正属于过葡萄牙还有待

引言：

传统的僧伽罗王国是一个王权至上的社会。虽然斯里兰卡也有所谓的“种姓制度”，但是这种制度的信仰基础和结构与印度有很大不同。它没有像印度那样存在一个超越王权的“婆罗门”种姓，相反所有僧伽罗种姓都有义务为王室和佛教供奉徭役。这样的种姓实际上成为维护统治秩序和经济生活运行的保障。

古代斯里兰卡的王权社会表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个是以佛教精神理念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另一个是以种姓为表征的社会分工体系。而葡萄牙人的到来则动摇了这两个体系，从而在其殖民地区削弱了传统僧伽罗王国制度的统治基础。从宗教上说，天主教的传播对佛教构成挑战，因为越早改变信仰的人越能够更多地从殖民社会中谋利;从种姓上讲，以种姓为基础的利益分配体系被打破了。殖民统治阶层以及新生的混血人群形成新兴贵族，传统的高种姓人群无论从经济收入还是政治地位上都无法与之抗衡。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葡萄牙殖民统治只是“削弱”了斯里兰卡的传统王权，而并没有形成真正控制全岛和深入乡村的殖民统治秩序。葡萄牙人在亚洲殖民拓展的中心在南印度果阿。一直到年，殖民者才在斯里兰卡设置“总督”的职位，并且其势力范围仅限于西南到北部沿海。在更多时间里，斯里兰卡殖民地的统治当局只是果阿下属的一个分支，即使在其势力范围内，也有相当多数量的中下级地方官员由本地人担任。这样不但可以节省行政管理成本，还使得殖民统治更容易让本地人接受。

当然，即使是中下级地方官员，也只有那些放弃佛教或者印度教改信天主教的人才有机会担任。在一些方面，葡萄牙人这种借助本土“伪政权”的手段甚至是完成殖民统治的必要条件。例如，在从西南沿海向北部贾夫纳半岛及中部高地的征伐过程中，相当数量的军队其实是“伪军”。因为按传统僧伽罗种姓制度建立的王权社会中，民众要服的徭役中包括“兵役”。殖民者就直接通过已经屈服的本地政权向民众征兵役。按照传统，去服兵役的人不但领不到军饷，连武器和食物都需要自己带来，所以殖民者在当地征兵和发动战斗的成本非常之低。

葡萄牙人从年开始在斯里兰卡设立总督，从而开始了真正的“葡属锡兰时期”。实际上，葡萄牙人在16世纪主要依靠本地政权在沿海地区实施殖民统治。而到了17世纪初，荷兰已经在殖民强国的轮替中崛起，开始挑战葡萄牙的殖民资产。可以说，斯里兰卡真正“属于”葡萄牙的历史时期几乎没有。并不是说这样的野心没有过，而是当葡萄牙殖民者跃跃欲试想占领高地并进一步巩固统治的时候，各种内外因素的交集使得整个17世纪上半叶成为葡萄牙逐步退出斯里兰卡的时期。从内部而言，葡萄牙人的“残暴”、“充满血腥气的”政策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从外部来说，近代世界史上大国崛起的国际秩序变更，则成为葡萄牙人退出斯里兰卡的客观外部原因。

荷兰人的到来成为结束葡萄牙人在斯里兰卡殖民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高地国王拉贾辛诃二世为了结束葡萄牙人在沿海地区的统治，邀请荷兰海军来斯里兰卡与葡萄牙人作战。在17世纪上半叶建立东印度公司、占领马六甲并垄断东南亚香料贸易的荷兰人自然愿意在印度洋航路上增添一个落脚点。年，在僧伽罗人和荷兰人的联合进攻之下，葡萄牙人退出了斯里兰卡，岛国沿海地区时间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葡萄牙殖民时期也宣告结束。

斯里兰卡的古代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印度文化的笼罩之下发展的。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的北印度移民，到公元前3世纪的佛教传入，再到与南印度泰米尔人之间绵延千年的摩擦碰撞和融合渗透等，凡岛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大多与印度关联。印度梵巴经典对斯里兰卡的影响，正如拉丁语之于欧洲文化，是追本溯源的起点。

大航海和殖民时期开始后，位于印度洋要冲的斯里兰卡无法躲过殖民浪潮的席卷，先后经历了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统治。这样，在其文化发展的背景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印度之外的西方内容。这种文化的进入是殖民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但需要了解究竟有什么样的外来文化因素渗入了斯里兰卡本土，还要讨论这种渗入是如何发生的和如何得以被接受的。让一个本土人群接受某种外来文化，包括异族的语言服饰、信仰和价值观等，是远比攻城略地难度更大、过程更漫长的事情。像葡萄牙这样远隔重洋、国土面积不大的国家，在殖民的同时还将文化传播开来，这与伴生在大国附近由于地缘接近和生态相似而接受其文化的现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在任何一种人群的文化构成之中，语言都是最重要的部分。语言内涵和表述对于一种价值观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我们考量一种殖民文化的时候，首先就看外来语言在本地人群中的普及、接受程度，其他如建筑、服饰或饮食等都退居其次。外来统治本身可能随时被颠覆，而语言习惯则深入骨髓。随着年葡萄牙人开始在斯里兰卡的殖民活动，葡萄牙语也作为殖民内容的一部分对作为本地语言的僧伽罗语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印欧语系雅利安语支的一种语言，僧伽罗语的早期发展也是在不同族群的共生融合之中完成的。从文化渊源上讲，它与北印度的经典梵巴语更为接近。在历史上，僧伽罗语就不断受到梵语和巴利语的影响。语言构成、族群类型以及岛国的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都决定了僧伽罗语需要成为一种较为开放的语言，即容易从语言的层面接受外来文化。这样它才能不断丰富，成为更有活力和表现力的语言。

葡萄牙语对僧伽罗语的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影响是形成了一种由葡萄牙语和僧伽罗语混杂形成的所谓“克里奥尔语”。葡萄牙人进入斯里兰卡南部，并形成独立于中北部地区的权力中心之后，与当地人的通婚现象开始普遍。这种家庭模式实际上在其后的荷兰和英国殖民时期也多有存在。混血后代被称为“伯格人”。伯格人无论在血缘上还是文化因袭上都兼具外来和本地族群的特点。他们对于远隔重洋的父系故国不容易建立归属感，而与从外貌到社会心理都迥异的母系本地社区又存在天然的隔阂，所以只好将身份独立于两者之外，并成为两个不同族群之间的联系纽带。他们的克里奥尔语实际上也成为沟通葡萄牙人和斯里兰卡人的工具。在葡萄牙殖民时期，伯格人大约占斯里兰卡总人口的2%左右。随着殖民统治的更迭和独立后去殖民化进程的发展，虽然到今天有葡萄牙血统的伯格人数量已经大幅减少，但是使用该种语言的小规模人群仍然零星存在。史密斯讨论了斯里兰卡克里奥尔语的音位和语音体系，并认为借由该语言而对僧伽罗语形成的影响将是长期甚至永久的。一这种影响实际上是随着殖民统治的长期确立和文化心理优势的形成而出现的，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葡萄牙语的词汇及语法习惯经由伯格人传入僧伽罗语中。

葡萄牙语词汇进入僧伽罗语，并成为后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到17世纪中期之后，葡萄牙人在斯里兰卡的殖民统治被荷兰人取代，但是语言的痕迹却几乎永远地留存了下来。今天，僧伽罗语中的葡萄牙语外来词主要包括日常生活用语、教育、法律、建筑和宗教等领域的词汇。这些外来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僧伽罗语化，以至于相对于更为晚期进入的外来殖民语言，它们被认为是更为本地化的语言词汇。从这些葡萄牙语外来词中，反映出16世纪到17世纪上半叶斯里兰卡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侧面。例如，很多今天不可或缺的日常食物，其实是葡萄牙人引进的。很多外来词沿用到今天，即使是本地操僧伽罗语的族群，也不会总是清楚地意识到它们其实并非自己母语中的原生态产品。这些词汇在僧伽罗语中生根传递出双重含义:一方面，葡萄牙人的殖民活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斯里兰卡本地社会生活的内涵。像“鞋子”和“袜子”这样的物品，在炎热多雨的环境中对于习惯了赤足而言，是一种奢侈的累赘。实际上直到今天，大部分斯里兰卡人在家中也是不穿鞋袜的，连出门也最好只是“人字拖”。有些僧侣则干脆各种场合均赤足。另一方面，如果说这些外来词在进入本地语言系统之前，相应的概念全部是不存在的，则有失公允。

从语言文化的角度辅以军事和经济的手段开展殖民活动，在历史已经发生的殖民进程中几乎无一例外。任何一种人群，在和自己操近似语言甚至相同语言的异族面前，内心深处对所谓“非我族类”的抗拒力立刻消减，并很容易产生心理上的认同感。这成为维系殖民统治所必需的一个环节。凡殖民地区，都出现语言的“洋泾浜化”，时间长久以后外来语言甚至喧宾夺主，使得被殖民地区的人们更加难以从语言层面建立文化自觉，而对宗主国产生眷恋。例如，英国结束在各地的殖民统治前后，英文熟练到准母语程度的当地智识阶层不一定完全能体味“独立”的欢欣鼓舞。相反他们之中有很多是要选择移民离开的，因为他们在独立后的去殖民化过程中可能被“边缘化”和“失去原有的特权地位”。年荷兰人占领科伦坡，葡萄牙人在斯里兰卡的殖民统治地位被荷兰人取代。这种殖民政权的更迭反映在语言层面上，就是原有的操葡萄牙克里奥尔语的人群数量逐步减少。到今天，这部分伯格人或早已选择移民海外，或与随后而来的新的殖民者后裔以及当地族群混杂通婚，已经不能对主流斯里兰卡社会产生任何重要影响。

殖民过程对僧伽罗语的另一个影响，表现为这门语言的口语和笔语产生进一步分化。如同中国文言的发展始终是由接受过严格经典读写训练的知识阶层所推动，僧伽罗语的笔语也是需要梵巴语的熏染和磨炼才能达到精准的程度。尤其是巴利语经典，代表了僧伽罗佛教文化的精神内核，其地位就有如中国的“四书五经”之于中国文言。“白话文运动”当然是一种文化发展进步的表现，然而其对传统经典的颠覆作用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结果就是对于历史和文化传统，既无法全面理解也不能产生足够的尊重，因为大部分人群对于书写历史的语言已经生疏了。对于僧伽罗语，殖民的过程使得笔语越发式微，因为知识精英们都开始西化或者至少崇尚西化，就如同“五四”时代的学者们大多梳着油头、穿着西装、满嘴洋文。而僧伽罗语口语则大幅“洋泾浜化”，日常语言中夹带外来词成为时髦和优越的象征。这实际上会导致一种对立，好像西化的语境便是现代，自身固有的内容便是传统。

像斯里兰卡这样的很多东方国家在语言文化上表现出的二元对立模式，以及“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这样的概念本身，不是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居心深远的杜撰。

结语:

从16世纪及17世纪上半叶葡萄牙在斯里兰卡的殖民文化发展，我们也能看到当时所谓的“现代”，是不太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一片微澜。具体到语言的影响，也是表象大于实质，表面上大量外来词的进入，并不能从精神实质上改变僧伽罗语自身文化渊源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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