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被殖民多年,但斯里兰卡的佛教文化仍传承

引言：

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佛教在斯里兰卡漫长的王朝时期中一直是最重要的精神信仰。无论是僧伽罗王族还是恬顺的普通僧伽罗百姓，都将佛教放在社会生活中至高无上的位置之上。

虽然上座部佛教不将佛陀视为“神”而只是一个得到精神解放的智者，但是很多情况下佛陀受到斯里兰卡佛教徒膜拜的程度完全可以和其他一些宗教中的众神得到的待遇相比拟。“神”在很多不显灵的时候还要受到怀疑，而一个只传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活智慧和处世哲学的智者则几乎是无懈可击。即使存在问题也是由于理解偏差而不能悟道，质疑不到佛教或者佛陀本身。

到了葡萄牙和荷兰殖民时期，尽管天主教以及归正派教会在西南及北部沿海地区有所传播，但是高地僧伽罗王国延续了佛教的发展。尤其是为了从信仰层面抗拒殖民者的入侵，更需要佛教这样一个精神支柱维系高地王国的统治。到荷兰殖民后期，伴随着殖民统治趋于衰弱，高地王国更是出现了以佛教发展为标志的民族主义浪潮。以三派僧团的创立为契机的佛教复兴就主要发生在荷兰殖民后期。三派僧团包括“暹罗派”、“阿摩罗补罗派”和“罗曼那派”，是今天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部派分支的基础。但是这样一种在殖民浪潮背景之下的宗教复兴，只有在殖民统治轮替过程中，尤其是原有的殖民统治持续衰败的时期，才有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一旦新的殖民政权趋于稳固，它就要面对越来越多的打压和阻力。暹罗派是荷兰在斯里兰卡统治开始走下坡路的年产生;阿摩罗补罗派则是在荷兰统治刚刚被英国取代的年建立;而罗曼那派也可以看作阿摩罗补罗派的一个分支，是在第二次佛教复兴高潮时期的年产生。

英国占领斯里兰卡初期，在宗教上采取了一种较为宽松的策略，即允许沿海地区原来荷兰占领区的人们自由改变信仰。这样，大部分荷兰殖民时期改信归正教的斯里兰卡人重新回归佛教，沿海地区的佛教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英国教会势力在19世纪上半期逐步进入斯里兰卡。伦敦会在年成为第一个进驻的教会组织。其后洗礼会、卫斯理派循道宗宣教会以及大英教会等相继进入。

到年圣公会差会进驻，并成立科伦坡教区。这些英国教会组织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取代荷兰人遗留的归正会传教机构，并且阻止佛教或者印度教在斯里兰卡的继续发展，最好的传教手段就是建立教会学校。在英国占领斯里兰卡全境之后不久的年，教会学校的数量便达到多所，覆盖范围足以和佛教学校相抗衡。殖民政府也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支持教会学校的发展。例如，教会学校得到充足的资源，可以提供给学生各种名目的奖学金和助学金。这对于中下层社会民众产生了吸引力。再如，教会学校普遍用英文授课。上教会学校提高英文水平成为毕业之后找到薪酬丰厚工作的必要条件之一。

当教会学校普及到一定程度，殖民政府便强行要求所有学校必须开设基督教课程，并限制佛教徒们参加佛经宣讲和波耶节等佛教节庆活动。除了佛教学校，医院以及一些社会福利机构也在宗教倾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比如，医院资源充沛，可以为教徒免费发放药品和提供医疗救助。以殖民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构成中，尽早皈依基督靠近教会的民众更有可能在职业分工中获得有利的位置。传统僧伽罗王权社会中佛教所具有的教育和救济功能被逐步侵蚀。僧侣们不但不能像过去一样得到名义上高于王室贵族的社会地位，甚至逐步被边缘化和轻视，游离在殖民政府主导的社会生活之外。

19世纪上半叶，英国教会在斯里兰卡的传教活动取得了很大范围的成功。为了推动基督教的进一步传播以及从根本信仰上获得当地斯里兰卡人的支持，一定程度上也由于传教的成功给教会带来了充分的自信，英国教会开始鼓励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之间开展公开的辩论。这样的辩论对于本地宗教而言看起来比较公平，因为它并没有自恃殖民宗主国的优势地位而强行无礼。在其他英属殖民地，这种方式曾经为基督教的普及传播带来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英国教会大概没有意识到佛教千年以来推崇机锋禅语而长于思辨的传统。佛教僧侣常常是自幼将经典烂熟于胸，对哲学和历史话题都信手拈来，基本上都是技艺娴熟的演讲和辩论高手。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几次佛教和基督教大辩论的结果怎样可想而知。

19世纪下半叶，在斯里兰卡一共发生了五次围绕佛教与基督教信仰和教义的辩论。在年的前两次辩论中，双方代表还只是各自宣读讲稿。到了后三次，则发展成为针锋相对的问难和辩驳。在激烈的辩论气氛中，佛教长老古纳难陀表现出让听众完全折服的气魄和人格魅力，完全征服了在场的民众甚至一些基督徒。五次辩论都以佛教取得优势而告终。古纳难陀长老也由此成19世纪斯里兰卡佛教复兴过程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不但主持了全部五次对基督教的辩论活动，还身体力行到斯里兰卡各地演说和宣传佛教教义，成为深受民众喜爱并为佛教传播和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长老。

如果把暹罗派和阿摩罗补罗派的产生作为近代僧伽罗佛教的复兴序曲，那么古纳难陀长老参与的五次大辩论、罗曼那派的产生，以及以达摩波罗为代表的佛教国际化运动则可以视为这一复兴过程中的高潮。五次大辩论使得更多的民众坚定了对佛教的信心，为佛教复兴做好了舆论准备。罗曼那派的出现催生了近代斯里兰卡最重要的两所佛教研究和传播机构，即智增佛学院和智严佛学院，为佛教进一步发展复兴奠定了学术基础。而达摩波罗等人的弘法活动则使得佛教的影响超越亚洲，拓展至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

达摩波罗被认为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斯里兰卡佛教复兴运动的领袖。他在幼年时曾经目睹古纳难陀长老与基督教的大论，并决心投身佛教。在达摩波罗的推动下，“摩诃菩提会”在年成立，并成为第一个国际性的佛教组织。一达摩波罗还远赴美国参加国际宗教大会，并且到日本和欧洲宣讲佛法和弘扬佛教，推动佛教在20世纪初期真正成为世界性宗教。需要提及的是，达摩波罗等人的佛教传播活动得到了美国人奥尔科特的支持。这位灵智会的创立者也为这一时期斯里兰卡的佛教复兴及国际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斯里兰卡的佛教复兴运动一直持续到独立之后。可以说佛教复兴的过程也是在宗教信仰层面去殖民化的进程。从国内因素而言，在历经几百年殖民统治之后，斯里兰卡的民众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觉的愿望和冲动。而佛教就是最能代表僧伽罗民族文化传统的宗教载体。从国际环境看，英国在世界范围的殖民活动在19世纪末期开始走上末路，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已经酝酿萌发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列强之间的战略冲突和博弈也为上述文化和政治层面的变局提供了空间。就斯里兰卡的佛教复兴运动而言，可以清楚地看到，佛教从19世纪末期开始已经得到美国的理解和支持。

不论这样的支持背后存在怎样的政治考量，它都从宗教层面为斯里兰卡摆脱英国殖民做好了民族文化自觉的铺垫和准备。和很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故事所叙述的一样，以僧伽罗为主导民族的斯里兰卡在历史上不乏数量众多的民族英雄。抵抗外寇和民族自强是王朝时期乃至殖民时代早期历史阐述过程中的重要主题。这种情绪一直弥漫在历史、文学和民间传说之中，任何占领或者殖民都不能将其彻底清除。在客观环境允许的时候，政治力量就会将这种民族主义情绪鼓舞起来，影响甚至改变原有社会形态。

僧伽罗民族主义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的兴起，既是全球范围内反抗殖民运动在斯里兰卡的微缩反映，更是多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在长期压抑之后的复苏和觉醒。对于斯里兰卡来说，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情绪。一方面，斯里兰卡是一个岛国，不像内陆国家一样容易在朝代更迭中模糊边界。任何外来者与本地族群的身份差异都会显得非常清晰。另一方面，僧伽罗民族的佛教信仰给了他们独特的文化特征。外来文化在试图压制或者融合这股文化力量的时候就会受到抵抗。

对于英国殖民统治而言，斯里兰卡的民族主义情绪是殖民活动是否可以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僧伽罗民族反对入侵的抵抗意识，对于殖民政府至少构成心理上的威胁。19世纪上半期，康提虽然已经被纳入殖民版图，但仍然发生数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反抗。为了平抑这种抵抗力量，殖民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武力镇压、族群分化、经济干预和行政区划调整等。例如，年成立了“西北省”，将中部山区的一部分与北部泰米尔人聚居区划归一起。其目的就是将政治文化心理比较趋同的中部高地族群分割开来。至科尔布鲁克改革殖民政府又有意识地将高地与沿海地区进行整合。比如，利用在高地发展种植园，将低地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迁往中部山区。但是这种平抑抵抗力量的措施却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民族主义情绪并不只按地域存在。

年，殖民政府推出的一些税赋政策激起本地族群的普遍不满。新的税收项目不但涉及开设店铺或者持有枪支，甚至连家养宠物都被包括在内。于是，在康提和科伦坡都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此次反抗运动可以看作19世纪僧伽罗民族主义兴起的一个序曲。种植园经济的发展、传统小农经济的解体、不合理的税赋制度，以及土改革之下贫富分化的加剧等都可以视为这次反抗的原因。另外一种合理的解释就是，长期以来在本地族群内心深处压抑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适当的时候被点燃释放了。这其实是一种本地族群的家园意识对殖民机构的闯入者身份的抗拒。

在经历年的武装反抗之后，殖民政府开始反思自己的殖民策略。这个时候种植园经济已经开始蓬勃发展，需要社会环境保持和平稳定来维持这种新经济的运行。作为一个结果，殖民政府选择了实施各种比较宽松和自由的制度和政策。最明显的例子是对待佛教的态度。作为上座部佛教传统的继承者，斯里兰卡在佛教问题上存在着天然的宗教民族主义情绪。尽管从殖民时期开始，改变宗教信仰已经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但是实际上从民间到本地精英阶层都对佛教传统充满了眷恋。殖民政府虽然没有支持佛教传统的复兴，却对相关的思想潮流和活动采取默许的态度。19世纪下半期在斯里兰卡兴起的佛教复兴运动，就是在几位主张“自由”的总督任期内完成的思想辩论。殖民政府宣称对宗教事务持中立态度，并表现出对佛教的同情，从而避免从行政层面产生对抗情绪。

结语：

殖民政府希望把主张复兴佛教传统的人群纳入到统治秩序之中，成为主张“保守主义”的政治派别，而不是完全站在殖民统治的对立面。这种围绕佛教复兴产生的所谓宗教民族主义，在进入20世纪之后发展成为反对殖民主义的重要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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