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的物价控制,对经济有何影响

引言

因此,增加税收具有双重效应,它既可以起稳定通货膨胀的作用,又可能抑制总供给的增长。为了避免负面效应,总体上说选择紧缩开支的方法比增加税收的方法更为合理。但是,缩减财政支出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我们目前的情况来看,许多财政项目是难以缩减的。

如行政支出、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等费用,在通货膨胀时期,不上升已难以维持原来的购买力,要削减几乎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国家对重点项目的投资、基础设施的投资,从长期看是改变总供给结构性限制的重要举措。

这部分投资的缩减会降低将来有效总供给的增长,反而加重下一轮通货膨胀的压力因而是不能缩减的。由此可见,可以缩减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那些重复建设和没有效益的投资项目以及行政事业单位过度的社会集团消费。

当上述两种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都不明显时,在短期内较为有效的抑制通货膨胀的办法就是直接的物价水平的控制,政府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或法律的手段,直接控制物价上涨。直接的价格控制包括全面的价格控制和有选择的价格控制两种情况。

前者是指政府规定所有成本和价格上涨的最高限度,如美国年在尼克松任总统时期曾颁布过90天的全面物价冻结法令;后者是指政府选择一些商品的物价,规定其上涨的最高限度。直接的价格管制不仅能在短期内使高速发展的通货膨胀降下来。

而且在下述意义上对抑制长期通货膨胀也具有正面的效应,即如果我们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宣布一个有管制的物价上涨率,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消除人们对将来物价的不正确的预期,尤其是在加速的通货膨胀时期,这一效果更为明显。

通货膨胀反馈机制,这一政策就可以打破通货膨胀反馈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预期,从而消除新的通货膨胀因素。就有选择的物价控制政策来说,如果被控制的物价是垄断部门的产品物价,那么这种控制就是合理的。

因为垄断定价是一种反市场竞争的行为,垄断利润和垄断工资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形成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必须对其加以适当的调整和管制。当这些垄断部门的产品是中间投入品时,对垄断部门的产品价格的管制还可以清除结构性物价上涨现象。

这是直接物价控制政策的正面效应。但是这一政策的负面效应也是很明显的。首先是物价管制政策没有能够消除引起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一旦当物价管制政策放松时,通货膨胀又卷土重来,而且往往程度比没有物价管制时更为严重。

所以,我们在实施价格控制政策的同时,还必须杜绝引起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否则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物价管制政策可能进一步导致相对价格比率的失调。一般说来,全面的物价管制政策在实际操作中较难执行。

因为在通货膨胀时期总是有一些价格可以逃避管制,其结果往往是最终产品价格和工资被控制住了,而中间产品的价格却未必控制得住,这一些产品的价格继续上涨。就有选择的物价管制政策来说,如果被控制的价格不是垄断部门的价格。

那么这种控制就有可能限制市场价格的调整,导致相对价格比率的不合理。因此,无论是全面的物价管制政策,还是有选择的价格控制政策,都有可能阻碍相对价格比率的调整,导致价格信号的失效,进而是投资资源分配的失调,形成下一轮总供给方面的结构性矛盾。

上面我们已经分析过造成物价上涨的初始冲击可能来自工资推进,因此控制工资水平的过快上涨成了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之所以要对工资水平进行控制,是因为,第一,由于强大的工会力量的存在,使工资水平的上涨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上涨。

形成成本推动型的物价上涨;第二,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就业合同中工资一项必须包含对未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如果这个预期高于实际通货膨胀率,那么工资上涨率也会高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形成通货膨胀反馈。

在当前中国的经济运行中,也经常出现劳动工资上涨过快的现象,但是其推动的原因和机制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此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说来对于由市场力量推动的劳动工资的上涨我们不宜用人为的政策加以控制。

但对于那些因企业的产权关系不明和垄断因素而导致的劳动工资上涨过快,则必须采取措施,加以一定的控制。具体说来,我们目前有3种劳动工资的形成机制:第一种是在市场过程中形成的劳动工资。

如当农产品价格过低时,其实质是农业劳动报酬过低,在市场供求力量调节的情况下,农产品供给就会减少,因为农民发现从事其他非农业的报酬更高,比较利益机制的驱动,使他们纷纷离开土地,导致农产品供给的减少。

其结果势必是农产品价格上升,使农业劳动得到合理的报酬。又如,那些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其劳动报酬上升也较快,这种工资的上升是合理的上升,其水平主要是由市场因素决定的。第二种是某些国有企业中的工资形成机制,这部分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有销路。

且企业在其产品的定价上具有一家的垄断权,由于这类企业中的产权关系不明,经营人员和职工之间不存在利益制衡机制,因此,工人在改革过程中提出获得更高工资的要求能轻而易举地得到实现。

这类企业的劳动工资的上升就往往高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因为这种上升是由非市场的力量所推动的。所以,对这部分工资,政府需要加以严格的控制。第三种工资形成机制,发生在那些处于竞争性行业、又没有经济效率的企业中。

按照市场机制的选择这类企业已无存在的必要或破产或被兼并。但是,在我们当前的经济里,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这类企业暂时还有存在的必要,它们实际上还承担着失业救济的任务。

这类企业通过银行贷款所发放的最低工资充当着失业救济金的角色,它本身是根据维持职工的最低生活水平需要所制定的,因而不在工资控制之列。对这部分企业重要的是如何调整其产品结构,如何使下岗工人得到重新培训,到新的部门就业。

使他们从救济对象变成为社会财富的生产者,以减少国家的负担。由此可见,在当前,要控制的工资对象主要是那些在价格制定上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中的工资,这部分工资控制住了,消费基金膨胀问题也就解决了。

人口增长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将对促进社会均衡、全面、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人口的迅猛增长已经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威胁。世界人口增长率和人口数量都以惊人的速度递增。

公元初年,世界人口约2.5亿,到年增长到7.28亿,这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还不到0.05%,年世界人口为16亿,年为25亿,这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8%。而年以来的几十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猛增到接近2%,年,世界人口为52亿。

据统计,世界人口正以每分钟人,每年万人的速度增长,预计到年,世界人口将突破62亿,而到年,人口将超过80亿。亚洲拥有世界人口的最大份额,占总人口的56%,其中多数在中国和印度,人口增长率最高的是非洲。

世界人口异常增长,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年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为23‰。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导致了严重的失业并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人口增长率等于人口出生率减去人口死亡率。

人口转折是指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稳定人口转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稳定人口。西方学者根据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情况,把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过程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人口增长率非常低。

这个阶段反映了19世纪以前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变动情况,由于人口增长没有受到人为控制,出生率接近生物学上的最大限度,约为3.5%,死亡率则因饥荒、瘟疫和战争高达3%左右,人口增长率只有0.5%第二阶段:出生率高,死亡率开始下降,人口增长率急剧上升。

19世纪和20世纪初,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死亡率大大降低。但是由于生育观念陈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等原因,出生率居高不下。第三阶段:出生率开始下降,死亡率仍在下降,但下降速度减慢,人口增长率逐渐下降。

这一阶段大致反映了20世纪初到50年代期间的人口增长情况。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妇女受教育的程度提高,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增多,社会保障制度的日臻完善,出生率开始下降,并且出生率的下降幅度大于死亡率的下降幅度。

因此,人口增长率下降。第四阶段: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人口增长率低。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都基本接近极限,低出生率伴随低死亡率,人口变动逐渐趋于稳定。在发展中国家,二战以后,许多国家尽管经济并没有多大的发展。

但由于国际援助,从国外引进现代医疗技术和先进卫生设施,使死亡率大大降低。出生率分两类情况:在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比如新加坡、韩国、泰国、斯里兰卡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出生率开始下降。

因而这些国家处于人口转折的第三阶段甚至已进入第四阶段。在大多数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贫困、收入水平较低,占主导地位的仍是陈旧的经济结构、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传统的生育观念,因而仍保持高的出生率。

结语

高出生率和下降的死亡率使人口增长过快。基本上处于人口转折的第二阶段。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认为,如果没有条件约束,人口社会。就会按几何级数增长,食物供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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