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x阿米蒂奇人类对战争有一种反常的自

龚鹏程对话海外学者第九十八期：在后现代情境中，被技术统治的人类社会，只有强化交谈、重建沟通伦理，才能获得文化新生的力量。这不是谁的理论，而是每个人都应实践的活动。龚鹏程先生遊走世界，并曾主持过“世界汉学研究中心”。我们会陆续推出“龚鹏程对话海外学者”系列文章，请他对话一些学界有意义的灵魂。范围不局限于汉学，会涉及多种学科。以期深山长谷之水，四面而出。

大卫·阿米蒂奇教授（ProfessorDavidArmitage）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龚鹏程教授：您好。您的《内战：思想中的历史》非常精彩。尤其是您谈到什么使战争成为“内战”的想法，往往取决于发起者是统治者还是叛乱者、是胜利者还是被征服者、是受难者还是局外人。将一场冲突称为内战，可以决定外部大国是选择介入还是袖手旁观。在该书中，您还提到从年到年的三百年间构成了一个国家之间的战争时代，而过去60年的主要战争形式是国家内部的冲突。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人为暴力的变化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防止内战？

大卫·阿米蒂奇教授：龚教授，您好。年和年是国家及其国际关系史上的常规日期，一个是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另一个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我不会把它们当作一个时代的结束挂在嘴边，只是说，由于成为了常规，它们向许多评论家表明了一个竞争性的国际秩序的兴衰，其特点是全球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特别是在欧洲内部。

自年以来的几十年与之前的三个世纪越来越不一样的是，国家之间的战争逐渐被国家内部的战争所取代，成为有组织的大规模人类暴力的最典型形式。

这种转变有很多原因，但有两个突出的原因。

首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国越来越多地致力于建立基于联合国等机构的国际秩序，以保障他们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在防止国家间冲突这方面的利益。(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当中各种各样的困难，尤其是对在过去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之间输出暴力，以及一些明显的例外，如朝鲜战争和现在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其次，国家利用其他手段，如代理人战争和"特别行动"等委婉说法，来掩盖他们正在进行的"常规"战争。伴随着这些发展，特定政治社区的内部冲突激增，特别是在年之后。但其中许多冲突变得国际化，并吸引了外部势力：例如，伊拉克、阿富汗或也门。

自年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内战"是纯粹的"内战"，这一事实反过来导致了对改善、甚至预防内战的一种想象：首先在前南斯拉夫，由于《代顿协议》，以及最近在哥伦比亚和斯里兰卡，由国际机构斡旋和监督的谈判解决方案，已被证明是结束内战、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再次发生的有效手段，但往往也都很脆弱。

我曾说过，内战是人类的发明，而不是人类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我们所发明的东西，我们可能需要推翻它。

andareofcourseconventionaldatesinthehistoryofstatesandtheir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nereferringtothePeaceofWestphalia,theothertheendoftheSecondWorldWar.Iwouldn’thangtoomuchsignificanceonthemasbookendsofanerasavetosaythat,by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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