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与茶遥远的幻象

《烟与茶：遥远的幻象》

撰文：刘东黎

烟和茶都是植物的叶子，这两种轻飘飘、如水似烟，看上去无足轻重的商品，在两个世纪间，成就了一个帝国，也毁灭了一个帝国。烟和火相属，茶与水相配，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凝结了令人难以言说的吊诡与荒诞。

正是采茶时节，深山里云雾缭绕，苍茫如海。偶得云开雾散，只见茶园里处处是摊开晾晒的新鲜茶叶，就像无数煽着绿色翅膀的小蜻蜒，在房前屋后，等待着挟带雾气的阳光，带它们开始一段漫长的时空行旅。它们被带到集市，被品评、被炒制、从春意盎然的枝头采下的绿叶，经受过烈火无情的考验，失去了舒展的身体和妩媚的姿态。之后，它们被装运，接着翻山越岭、一路舟车。

它们曾经进入或婉约或豪放的唐诗宋词，进入明清文人性灵清幽的秋水文章，它也一直在游牧民族的行囊里小心存放，它被藏进僧侣们一苇渡江的航船，与佛法一起远渡扶桑，直到追随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与瓷器、丝绸一道，深刻激发着欧洲人对东方古国无尽的想象。

茶进入英国，这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需要经过四个月乃至八个月的越洋过海。伦敦人喝到茶的时候，最早都已是炎炎夏日，春天的气息已杳然无存。但尽管如此，在一个多世纪间，茶几乎变成英国的民族饮料。英国人通过茶，凝视着一个东方古国若真若幻的历史，在不自觉间，这又苦又涩的树叶，微妙影响了英国现代文明的进程。

原先在英国早期的酒馆和咖啡馆里，只能看到男人的身影，茶叶性情温和，适合妇女和小孩。年，英国出现了一家“金狮”咖啡茶屋，这是最先对妇女开放的茶屋之一。而在此之前，妇女是不会出现在咖啡店的。茶屋从此成了单身女子会晤朋友，而又不会使其名誉受损的唯一场所。条件好的茶屋多设在园林附近，许多名流贵妇，都在那里消磨时光。在夏日的傍晚，喝几杯茶，谈谈文学和时事，因为茶屋里大多是亲友聚会，女伴居多，当时有人说茶屋已经变成了英国的绯闻集散地了。

在某种程度上，茶屋的确是促进了男女平等，为女性之间社交往来，提供了机会，当男性选择去咖啡馆议事，她们可以正大堂皇、不受非议地出入茶屋。这个自由交谈和互通信息的平台，促进了英国妇女选举权的运动进程。18世纪英国茶屋，逐渐成为“一个性别场地，一个文明化进程发生的女性场所。”

手握茶壶的女人优雅美丽，也无形中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一场成功的下午茶，可以让人领略女主人典雅的气质、出众的才艺和高超的社交能力。下午茶既培养了英国人所崇尚的绅士淑女风度，同时也塑造了整个民族的闲适气质和人文精神。比如以伍尔芙姐妹为中心的茶会，是20世纪初伦敦学者作家们自由交流的文化场所，“布鲁姆斯伯里文人圈”在英国名重一时。往来其中的，比如艾略特、罗素、劳伦斯、美学家罗杰·弗莱、小说家E.M.福斯特、奥尔都斯·赫胥黎、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画家邓肯·格兰特、传纪作家利顿·斯特雷奇等，整个就是英国文艺与学术界的中心。

英伦天气阴冷，春日无多，晚上人们一般都呆在家里。在壁炉和烛光下，桌布上绣着波斯风情的图案或中国花鸟。主妇端上瓷碟茶杯，银匙铜壶，一家人其乐融融。这真是难得的天伦之乐。英国人再离不开这盈室的茶香，据说直到二战时，英军一到下午五点就停火喝茶，德军对此表示了令人赞叹的理解，到时间就同时停火。

茶同时还影响了公共生活领域。人们在茶屋会见朋友，阅读报纸，举行聚会，讨论时事，很容易形成某种社会舆论或公共意见。在电子传媒时代到来之前，茶屋与咖啡馆一样，曾经是社会舆论的风向标。哈贝玛斯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如何形成的？就是咖啡馆、茶屋、沙龙、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报纸等。德国史学家阿诺德·贺林也说过：“（茶叶等贸易）且不说给整个国家带来的巨额资本与政府的高额税收，仅欧洲各首都的那些咖啡店，作为政治、商业、文化的交流中心或策源地，影响就非同小可。总之，没有这些产品，茶和咖啡，西欧国家的文化与社会，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狄更斯认为，“茶永远是知识分子所爱好的饮料。”在英国学术界，人们也很快习惯于一边品茶，一边进行学术交流。茶会不像吃早茶那样，几十种小菜，几十种点心任其选择，可茶只有一壶，所谓吃早茶者，只是吃一顿内容丰富的饭，那茶实在是可有可无的了。而赴茶会者没有埋头大吃点心或捧杯牛饮的，谈话才是活动的中心。主持茶会者适时引出大家共同关心的题目，待一个问题谈得差不多时，加水的空当，话题都会很自然转换到另一个天马行空的话料儿上。很多新观点、新看法，就是在这种聚会方式中探讨出来的。

所以，后来茶会成为剑桥大学师生及同学之间交往的主要场合，甚至成了一种新的教学方式。学者们将这种聚会与交流方式称之为“剑桥精神”，或“茶杯与茶壶精神”。师生们频繁举行的茶会，营造了自由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有助于人们独立思考和创造性的发挥，也易于产生重大的成就。据旅欧的萧乾回忆，“当年我那位导师是戴迪·瑞兰兹，他就经常约我去他寓所用茶。我们一边饮茶，一边就讨论起维吉尼亚·伍尔夫或戴维·赫·劳伦斯了。那些年，除了同学互请茶会外，我还不时地赴一些教授的茶会。其中有经济学大师凯因斯的高足罗宾逊夫人和当时正在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李约瑟，以及20年代到中国讲过学的罗素”。这样的茶会，自然也是知识分子的社交网络，“还常常遇到其他教授。他们记下我所在的学院后，也会来约请，人际关系就这么打开了”。（《茶在英国》萧乾）青年时期留学美国的梁思成也曾对学生感叹：“英国剑桥七百年历史出了那么多大科学家，可能与他们保持非正规的聊天传统有一定联系。”正是在充溢茶香的交流和融合中，英国大学形成了日益活跃而自由的学术氛围。

茶进入英国后，与文学和艺术创作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诗人们写了不少咏茶诗篇，如《饮茶王后》、《绿茶女神》、《课业》、《茶诗三章》、《为中国之泪水——绿茶女神所感动》等。在绘画方面，霍恩创作于年的“饮茶图”，形象描绘了英国少女饮茶时的喜悦情态。在戏曲方面，英国还产生了喜剧歌曲《序中之茶》，小曲《一滴茶》、《双重买卖人》等。饮茶还对英国的花园建筑风格和设计产生了影响，英国花园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东方元素。伦敦还有一种在运河上浮动的茶室，叫“中国茶屋”，供人游览休憩。人们可以在里面读报写信，发表政论，评说文艺等，抬头就可见两岸的优美景色。

英语小说里更是充满了一派茶香。有一个夸张的说法，“饮茶覆盖了几乎所有英语的小说”。夏洛特·勃朗特在年出版的小说《维莱特》中，细腻描写了典型的英式下午茶；“琥珀色的灯光”、“朱红色的炉火”、“纯银大茶壶”、“薄胎瓷茶杯”；在D.H.劳伦斯的小说《儿子与情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茶会和茶点也多会出现在故事情节发展到高潮时。小说家盖斯凯尔夫人描写当时茶叶的市场状况，能看出茶叶生意的社会地位和女性身份之间的关系，“等到茶壶端上来的时候，我忽然有了个新主意，玛蒂小姐不是可以卖茶叶吗？那里有个东印度茶叶公司，玛蒂小姐可以当它的代销人啊？我觉得这个主意毫无不妥之处，好处倒有不少，只要玛蒂并不认为做生意有失身份就行”。（《克兰福镇》）简·奥斯汀的作品更无需说，她的小说和日记里，遍布着与茶有关的场景。可以看出，作家正是在这种茶文化、茶情调的熏陶下长大的。

从战时的经济配给上，也能看出茶在英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英国一向依仗有庞大帝国，生活物资大都靠船队运进。年9月后，纳粹潜艇神出鬼没，英国商船在海上要冒很大风险，时常被鱼雷击沉。因此，只有绝对必需品才可能获准运输。然而就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居民每月的配给还包括茶叶一包，虽然数量少得可怜,每个月每人只有二两。

“当时钟敲响四下时，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而停。”（英国民谣）茶，成了英国人生命的寄托，最亲密的接触。无论是居皇室之高，还是处殖民地之远。

世界贸易体系影响越来越大，茶在欧洲生活中越来越普及。这种商品的重要影响，不仅在社会生活的结构上，也表现在政治上，影响越来越不可估量。“漫漫数百年中，微不入眼的茶在诸多人类历史的十字路口扮演了略带神秘色彩的、匪夷所思的角色。在波士顿倾茶这一独幕剧中，茶只不过是个道具。这一舶来的暴利商品不经意间却成了统治者强加于劳苦大众的苛政、贪婪和不公的象征。英国人失去北美大陆后，印度成为帝国的又一颗宝石。在这里，茶扮演了双刃剑的角色，既是殖民者征服的工具，又是新产业和生计的支撑。”(《茶的世界史》)

早在-年、-年，经过两次英荷战争后，英国因在海上赢得一连串胜利，取代荷兰，逐渐垄断世界茶叶贸易。做为东印度公司的主要贸易项目，茶叶贸易与营销，成为英国资本主义文明消费、经济方式最成功的例证。他们介绍了一种异域产品，然后倡导消费、创造时尚，又垄断进口，一个多世纪间一直保持着高额的利润空间，使东印度公司成为全球无俩的垄断贸易公司，几乎富可敌国。中心与边缘结构的世界经济与政治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茶叶贸易为国家财政提供了大量的支持，英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又在支持海外商贸与殖民。在用美洲殖民地的白银购买中国茶叶的贸易过程中，大英帝国驱动的世界经济体系已森然成型。

19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在与外国的贸易中始终保持顺差。以中英贸易为例，年以前，英国输入中国的主要是棉毛织品和金属制品（如刀和钟表），由中国输往英国的，就以茶叶为大宗，其次是生丝、土布、陶瓷、糖、樟脑、大黄、水银等。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来的商品有一种顽强的抵抗力，所以英国的纺织品在中国不能畅销。而英国出于自身长期以来形成的依赖性，必须要购买中国著名的茶叶、生丝和陶瓷。这样，中国对英贸易每年都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优势。为了扭转这一局面，英国人先把纺织品输往印度，换来印度的鸦片输往中国，再从中国把茶叶、生丝等输往英国。在清政府还茫然无以应对的时候，英国人已经在这种三角贸易中大获其利。

由于鸦片输入的急剧增加，英国由原来的入超变为出超，中国却相反，造成白银大量外流。据统计，—年间，中国外流白银约在1亿两左右，相当于银币流通量的1／5。由鸦片大量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已开始扰乱清王朝的国库和货币的流通，使清朝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

更为严重的，是鸦片的泛滥极大地摧残了吸食者的身心健康。印度的鸦片虽然在全世界范围内销售，但似乎只有在中国获得了成功。中国人将鸦片作为享乐性的奢侈品，从而迅速在中国上层社会普及。茶叶和鸦片这两种外来物品，进入中国和英国社会生活的过程极其相似：从药品到奢侈品，再到大众消费品；从皇室显贵到富家子弟，再到下层平民。它们在两个国家产生的后果却截然相反：茶进入英国社会，在民生、道德、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对现代文明进程产生了积极作用；鸦片进入中国后，则促使中华帝国更深一步地滑向腐朽与沉沦。

当英国的华尔勒纵情歌唱：“软滑、醒脑、开心，像女人的柔舌在走动着的饮料”时，杭州的龚自珍写下了独怀孤愤的诗句：“鬼灯队队散秋萤，落魄参军泪眼荧，何不专城花县去？春眠寒食未曾醒。”吸食鸦片的恶习，“使人萎靡、冷漠、麻木。精神上的疲惫影响到吸食者的胃和消化道，食欲不振、身体消瘦、衰老提前，变得猥琐不堪。身体、精神和钱财都毁了”；“染上这种恶习，多少智慧、才能和财富统统被消耗”。

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情景，也让外国人感到震惊和不解：“当人们走进那些令民众昏头昏脑、自甘堕落的鸦片馆，当人们在一个为防备窥探的目光而小心地关闭着的房间里看到，死尸般的男人因为过度吸食鸦片及其引起的恶果而全身伤痕累累，当人们身处这些因为英国的贪婪提前造成的葬身之地，人们不得不诅咒一个不惜用如此的方法致富的国家。”

在英国人看来，吸食鸦片既是中国人的嗜好，也与政府的纵容和默许是分不开的。“抽鸦片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习惯，在东印度公司将它带入中国之前就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不仅普通人，“中国的大部分官僚阶层都无可救药地吸食鸦片上了瘾”；“即使没有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中国人吸食鸦片的习惯也会继续存在下去”；中国人反对鸦片贸易，是出于经济原因，即制止白银外流，“而不是道德评判问题”。

但无论如何，没有鸦片贸易，大英帝国的东方殖民事业几乎难以为继。“茶是绿色的，和平的，温良的，优雅而乐生的，罂粟花是灿烂的，热烈的，奔放的，靡乱而破坏的；茶往西方去的时候，鸦片向东方迅速跑来”。（《南方有嘉木》）随着茶叶种植在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大范围推广，依靠大资本支持的现代茶叶种植园，加上先进的机器加工技术，进一步降低了茶叶的生产和加工成本。在这一过程中，从非洲到美洲，茶叶逐渐成为大多数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国家的普通物产。到年，印度茶叶已经占据英国90%的市场份额，基本上将中国茶叶驱逐。

尤其讽刺的是，中国本是茶叶的产地，印度是鸦片的产地，然而双方后来却发生了大换位，印度成为世界第一茶叶产地，中国成为世界第一鸦片产地。就全国而言，犹以四川鸦片为盛，四川的罂粟田一度占到全部耕地的2/3，吸食鸦片的人口比例达50%，对一个挣扎在温饱底线上的农业中国来说，鸦片最大的恶果便是饥荒的大规模、高频率地爆发。随着时光的推移，粮食取代鸦片成为中国最大宗进口商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贸易就在中国合法化了，既然无力阻止鸦片贸易，不如堂而皇之的征税。咸丰八年(年)起开征“洋药税”，每百斤纳银30两，光绪二年(年)，进口关税加厘金，每百斤鸦片纳银增至两。

鸦片出自罂粟，和茶一样也是一种植物。但由于它的出现，那叶由茶叶承载着闲适情调的文明之舟，不复再有从前的从容祥和、温文而雅，慢慢有铁和血的腥气，缭绕于茶烟之间。轻薄无声、如水似烟的茶与鸦片，看似是生活中本来最无足轻重的物品，但这两种植物在近代史上的独特转徙，却导致了历史上改变民族与世界命运的最沉重的战争。

而对这一切，嘉木无语，茶树无声。茶蕴含着一个古老民族的文明精华，是由自然与人类携手共创得来。如肖伯纳所说，茶有一种不同于酒和咖啡的蕴藏美与和谐美。这只要一只手就可以托起，只要两只手就可以拱握的轻盈事物，它不理世事变迁，只是兀自流转于自己命定的旅程。千年以来，南北丝路，陆地海上，除过丝绸之外，中西交易往来数目最多的，可能就要算茶了。除了欧洲，就是汉藏两地之间，中韩、中日之间的交往，茶也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它无声地塑造着一种凝定、从容而空灵的精神状态，走过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而融合是茶的天性，茶的馨香，让我们在尘世中得以片刻栖息，然后，携带着一缕茶香，重新上路，奔向远方。

撰文

刘东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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