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英国当成救世主,斯里兰卡最终未逃过被
引言:
近代欧洲列强的兴衰影响了世界上诸多国家的历史走向,斯里兰卡的近代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岛国分别被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殖民的过程。英国的殖民活动把这个进程推上高潮并最终落幕。到今天殖民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去殖民化的任务远没有结束。
抛开上述社会表象,人们内心深处对于英国殖民仍然记忆犹新。无论将之看做余晖还是阴影,它的影响力总是无法完全离散。从18世纪中期开始,英国人为殖民斯里兰卡铺垫准备了将近半个世纪。一直到年,作为近代斯里兰卡封建王权最后据点的康提才被英国攻陷。从此,斯里兰卡全境均沦为英国殖民地。
这段时间可以看做斯里兰卡近代史上的转折点,既是古代王朝时期的彻底终结,也是全面殖民地时期的开始。康提的沦陷对于斯里兰卡而言又意义深刻。它意味着岛国上延续千年的历史传统,包括种姓制度和佛教信仰等,都将失去重要的避难所,其固有的文化发展脉络将被扰乱。而英国人在全岛建立殖民行政体系,可以说是斯里兰卡面对的历史上自从维杰耶登岛以来的多年间最大的变局。
在亚洲拥有丰富殖民资产的荷兰在18世纪中后期开始没落。在南亚、英国和法国激烈竞争,准备填补和占有荷兰人留下的殖民空间。斯里兰卡的高地王国开始尝试和已经在次大陆站稳脚跟的英国殖民地当局建立联系,并希望建立一个“康提-英国东印度公司联盟”,并借此驱赶已经占领斯里兰卡沿海地区多年的荷兰人。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了第一个外交使团到斯里兰卡。这个使团的使命基本上是收集信息并评估岛上的政治形势。这样的姿态和康提高地王国的期待显然有差距。但在这次访问中,使团代表明确提出,希望在斯里兰卡沿海地区获得落脚点,以开展贸易活动。这样的情形仿佛是多年前荷兰人取代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历史重演。双方最终选定了亭可嘛里。这个既远离荷兰人的统治中心,又方便英国人经此展开与印度、东南亚乃至中国的贸易活动。
亭可马里是斯里兰卡东北部的天然良港,在葡萄牙和荷兰殖民时期,由于整个东南和北部沿海都被占据,这个港口是高地王国对外联络和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18世纪下半叶,这里成为英国人进入斯里兰卡的第一落脚点。开始的时候是一些商船军舰停经补给或船员上岸休整。在印度洋季风轮转的4月份和10月份,船只还可以进港躲避印度洋风暴。后来亭可马里渐次成为列强争夺次大陆殖民利益的重要军港。印度洋上几乎终年吹的东北季风获西南季风使得与次大陆之间的船只往来非常便捷。法国、英国和荷兰都把亭可马里的控制权作为其南亚殖民战略的重要一环。这个海港在18世纪下半叶在不同殖民者之间几易其手。年,英国人再次派遣使团与高地王国商谈,双方在驱逐荷兰人的立场上达成一致。至此,英国人对斯里兰卡的殖民野心已经开始显露。
当英国人突然宣布继承荷兰人的殖民资产,高地王国已经意识到寄希望于新的强权来驱赶旧有的殖民者是多么的不现实。英国人无论是其雄霸世界的武装力量还是拓展殖民领地的勃勃野心,都让之前的葡萄牙人或者荷兰人相形见绌。最初英国人并没有立即尝试占领康提。沿海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既占有了充足的香料资源,又可以控制全岛的对外物资运输。高地产出的任何物品只有通过英国人的许可才能对外出售。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已经把高地王国看作“仅仅名义上的主权王国”。这样的表述暗示了高地王国的结局,无论是惨淡地维持现状还是被吞并,决定权都已经不掌握在王国自己手中。同时在高地王国内部,未来来临的征兆也频繁出现。先是接连几位国王都没有子嗣,然后是幼主登基和权臣辅政,殖民者和本地政权力量显现出的严重不对等。
完成对沿海殖民地的接管之后,总督诺斯的目标就投向了以康提为中心的高地王国。他先是和塔卢维谈判,希望在康提派驻军队,以保护高地王国不受法国等其他殖民者的攻击。斯诺还想修建一条贯穿亭可马里和科伦坡的道路,这样驻扎在康提的军队就可以进退自如。而塔卢维则干脆建议直接颠覆国王的统治,有他自己取而代之。对于科伦坡的殖民者而言,一个无所作为但仍然在名义上有凝聚力的王室似乎比一个略显强势的权臣更容易接受。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甚至发生武装冲突和小规模战争。
到诺斯担任总督后期,科伦坡与康提之间仍存在战争。年,新任总督决定停战,因为这样的战争不但对于提高殖民地财政收入没有任何好处,还增加了军费开支。在梅特兰担任总督的六年中,殖民者和高地王国的关系似乎又回到了荷兰殖民时代。
到了年,僧加罗人的高地王国最终自我覆灭。末代国王被大臣拘禁,斯里兰卡最后一名国王被流放到印度,最终客死异乡。维修了年的康提王国就此终结。
康提政权瓦解后,高地地区反抗英国殖民的力量并没有立即消失,而是以各种方式继续抗拒着殖民势力的渗透。年的康提武装反抗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这种抵抗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在这段时期,英国人对沿海地区和中部高地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管理策略:前者倾向于16世纪以来就建立的西方式的行政体系,而后者则较多地保留了僧伽罗民族的传统社会和文化模式。在康提,贵族的特权被一定程度地保留,佛教的特殊地位也被予以照顾。改变虽然在发生,但是过程是缓慢的,并非一蹴而就。一直到30年代,随着殖民政权日趋稳固,殖民当局也采取了一系列针对高地地区的改革措施。高地地区被从行政区划的角度予以重新分割,并划拨给沿海各行政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将斯里兰卡连接成为更易于管理的整体,残存的高地文化特征逐渐淡化了。
斯里兰卡成为直属殖民地以及康提的陷落成为英国在斯里兰卡建立全面殖民统治的开端。“全面的统治”既反映在覆盖全岛的地理范围之上,也表现在从行政管理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社会层面。尤其是与葡萄牙人及荷兰人相比,英国人在斯里兰卡的殖民统治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前所未有。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英国人在19世纪初开启了斯里兰卡带有近现代特色的制度建设进程。这一时期,英国在斯里兰卡行政、财政及司法等领域所实施的政策以及所建立的各种机构,成为王权宗法社会传统延续多年之后所产生的重要变化。
首任驻斯里兰卡总督诺斯是开启这个殖民新阶段的最重要人物。他在殖民政府中大权独揽,各级官员任免等行政管理职能由他负责。除担任总督之外还是驻军总司令,并且在立法及司法等方面都拥有相当的发言权。在殖民统治确立的早期,这样一个权力集中的政权形式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厘清矛盾和稳定秩序。所以尽管英国也希望建立制约机制来限制总督的权力,但是没有采取措施以法律的形式来实现这种制约。在限制总督权力方面唯一的努力是成立了一个“顾问委员会”,对殖民地的重大财务和司法活动实施监管。一这样一个由总督本人召集成立并且有权任免其成员的委员会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可以想见。
不仅是诺斯,他之后的历任驻斯里兰卡总督都把集权作为实施殖民统治的头等大事。一方面,总督将自己的个人权力建立在所有殖民事务之上,确保能够干预行政管理的任何一个环节。即使在日常礼仪方面也要与其他官员保持明显差异,以在殖民者和本地族群之中都树立权威。另一方面,对本地族群的传统势力予以破坏甚至摧毁。葡萄牙和荷兰时期的殖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扶植和利用本地贵族的方法实现。当时的殖民势力范围仅限于沿海,驻守的军队和外来殖民官员的数量都非常有限,没有本地族群的配合很难开展香料贸易。而到了英国殖民时期,康提的陷落以及佛教精神号召力的进一步衰弱,都使得殖民者可以更少地依靠本地族群来建立和维持统治秩序,只保留传统制度中有利于稳定殖民统治的因素。一个例子是建立在种姓基础上的王役制度。尽管传统王权社会已经被殖民统治取代,但是根据种姓服不同徭役的制度却被保留下来。一些传统行业,如桂皮采集和运输,仍然像历史上那样由“萨拉加马”种姓来完成。
诺斯之后,约翰·罗德尼长期担任驻斯里兰卡总督,任期长达17年。这段时期也是英国在斯里兰卡的殖民统治由初步建立走向稳固的阶段。除了继续垄断行政权力,罗德尼还进一步加强殖民地的财政和税收。他成立了税务委员会,并任命税务专员,负责全国的征税和财政收入事务。日原来单独由科伦坡、高尔和贾夫纳三地海关负责征收的关税也统一归并至税务委员会,并且直接对总督负责。整个殖民地被规划成包括科伦坡、高尔、贾夫纳、马德拉和亭可马里等地为中心的八个收税区,并设立税务官,负责为殖民政府创造财政收入。税务官虽然在名义上仅仅负责税务收取和管理,但实际上是殖民政府派驻各地的代表,对于辖区内的各项事务都拥有相当的权力。这些税务区也是现代斯里兰卡九个省级行政区划的基础。
在财务管理方面,罗德尼还组织成立了专门的审计和会计部门,并派遣专门的审计官员和会计官员对殖民地的财政运行予以监管和核算。对于一些能够对殖民经济形成支柱作用的特殊产业或产品,殖民当局还有单独的部门统一管理。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肉桂部。肉桂在整个殖民时期都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从葡萄牙殖民时期开始就存在专门机构对它的收获、运输和买卖进行管理。罗德尼继承了这样的机构设置。在其他方面,像珍珠采集、棉花种植、马匹饲养以及食盐和烟草等行业都有专门机构负责。
在司法方面,设立了殖民地最高法院以及各级地方法院。首席大法官也是上述顾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虽然在重大事项上,大法官无法挑战总督的权威,但是作为制度建设的一部分,司法系统已经被完整建立起来。殖民统治下的司法独立似乎也无从谈起,但至少其作为一种完善的追求并没有完全泯灭。例如,针对本地族群和外来殖民者建立了两套司法系统,在不涉及本地人和外来殖民者矛盾的问题时,可以尽可能做到司法公正。而各级司法机构中很多法官和法务人员都是从英国本土调动而来,诸如行政不得干预司法等民主社会理念已经深入他们的内心。
结语:
这样的理念也多少被移植到斯里兰卡,从而形成现代斯里兰卡民主制度的原型。尽管在19世纪初期的斯里兰卡,这样的理念萌芽还弱不禁风,但对于刚刚从王权社会结构中走出来的斯里兰卡,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提起的新制度开端。独立后的斯里兰卡作为发展中国家建立了相对完善并且为大部分民众所接受的民主制度,在追本溯源的时候需要认识到,这其实是殖民统治的一个无意的副产品。这如同在验证黑格尔所谓“历史的狡计”。虽然殖民者的初衷并非如此,但总算在经济掠夺之外留下了一些有益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制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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