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带给中国人的启发,如何看待超前

明朝把现在太平洋西南海域和印度洋地区统称为东西洋，习惯上以婆罗洲(文菜)为分界线，其西名西洋，其东名东洋。从永

乐三年(年)到宣德八年(年)间，郑和先后七次率船队远航西洋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此即历史上著名的“三宝(保)太监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的规模是空前的。永乐三年第一次出海时，郑和所率船队由62艘大海船组成，每只长44丈、宽18丈，约合公制米和61米，其排水量大约在3万吨左右。尽管当代学者对这个数字表示疑问，但资深专家如庄为现、郑鹤声等先生都认为《明史》所记是可信的。而且，郑和远航亚非诸国，大力开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也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所历占城(越南南部)、爪哇、真腊(柬埔寨)、旧港(印度尼西亚巨港)、暹罗(泰国)、古里(印度西海岸卡利库特)、满刺加(马来西亚马六甲)、渤泥(印尼加里曼丹北部)、苏门答刺、阿鲁、柯枝(印度西南海岸柯钦)、大葛兰、小葛兰(印度西南海岸阿勒皮)、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在印尼)、甘把里、锡兰山(斯里兰卡)、哺渤利、彭亨(在马来西亚)、急兰丹、忽鲁谟斯(波斯湾口)、比刺、溜山(马尔代夫)、孙刺、木骨都束(索马里摩加迪沙)、麻林(肯尼亚马林迪)、刺撒、祖法儿(阿曼佐法儿)、沙里湾泥、竹步

(索马里朱巴河口)、榜葛刺(孟加拉国)、天方(伊斯兰圣地麦加)、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据考证，郑和出使西洋直接间接有关的国名地名，一共56处(其中一处为中国的台湾)。特别是对赤道非洲的访问，在15世纪初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郑和远航的船队，满载瓷器、丝绸、锦綺、绢罗、麝香、铁器和金银钱币等物出使海外，运回国内的主要是西洋各国的土特产和手工艺品，如香料、染料、药物、矿砂、珍珠、宝石、玛璃、象牙、犀角以及狮子、孔雀、“花福”(斑马)、”马哈鲁”(长颈鹿)、“千里驼鸡”(驼鸟)等珍禽异兽，所以当时人们把郑和的船队称为“宝船”。那么，庞大的“宝船“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社会效益，揭示了哪些历史启示呢?

郑和七次下西洋是当时世界上航海技术最先进、规模最庞大的远航。宣德六年(年)郑和第七次远航前夕，在福建长乐天妃宫立碑《天妃之神灵应记》，记载他历次下西洋的经过和规模，“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涉溟十万余里，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像这样持续近30年的大规模海上贸易，是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壮举。“自(郑)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郑和下西洋比年迪亚士发现非洲好望角早82年，比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7年，比年达·伽马远航印度早93年，比年麦哲伦远航菲律宾早年，是世界性航海事业的先导者。其重大意义在于加强了中国和亚非各国的联系和友好往来，有些国家的首脑、使臣和商人，往往随郑和船队来华访问和贸易。永乐十年(年)，勃泥国王麻那惹家那乃率王妃、官员百余人来华访向，受到明成祖朱棣的优礼相待。十月，他病逝于南京，遗嘱愿将遗体“托葬中华”,其墓现在南京安德门外乌龟山南麓。苏禄(菲律宾苏禄群岛)、满刺加国王都曾到中国访问，并多次派贡使来华开展贸易。东南亚各国人民也普遍崇敬和怀念郑和，许多地方以“三宝”命名，如马来西亚马六甲的三宝城、三宝井，印尼爪哇的三宝垅，泰国的三宝庙、三宝塔，斯里兰卡至今仍屹立着郑和当年所树的布施佛寺碑，等等，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不过，也应该看到，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价值还是很有局限的，这主要应当归咎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史书记载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及王景弘等通使西洋“这说明，朱棣派郑和下西洋的初衷，包含着寻找建文帝下落的动机。但是，后来郑和远航成功的实际效果，显然大大地超出了这层原初的意义。明朝与海外诸国的经济文化联系空前加强，各国贡使络绎不绝，朱棣于是不禁有些飘飘然，对郑和抱有了新的希望；第四次以后的远航，纯粹是欲仗恃中国的富强怀柔远方：“水乐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国已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犹未宾服，乃命郑和赉玺书往诸国。”此即清代史家所谓的“以重利诱诸番”。

由于政府的目的是“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郑和也始终抱定“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宗旨，所以当时的海外贸易往往不考虑经济效益，行销国外的多是中国的传统产品，运回国内的却是大量的供皇室享用的奢侈品，“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当时就有人谏责“外国取宝之非”，认为是劳民伤财的败着。随着明成祖的去世，海外远航的热情逐渐降温，宣德七年以后，下西洋之事基本上偃旗息鼓，“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郑)和亦老且死。”到明宪宗时又想重兴故事再通西洋，诏索郑和出使水程，竟遭到臣下坚决反对。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刘大夏藏匿所有旧档并慷慨陈词:“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他们希望“下西洋之事，不复再举”，说明这时中国再图耀兵异域扬威海外的理想，无论客观的经济条件还是主观的社会意识，都已不为时代所允许了。

长期以来，中国总是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周边各国为藩属。朱棣本是一代雄主，好大喜功，开疆拓土的心愿尤为强烈，极力追求“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世。但他是从侄子朱允炆手中篡夺帝位的，遭到一些饱受正统教育的建文帝支持者的反对。为了巩固地位朱棣在国内严厉镇压反对派，并把武力延及国外，以肃清建文帝的残余势力，同时向西洋各国宣布自己“祗成祖训，廓清内难”，登基称帝的合法性。因此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动机一开始就是政治宣传而非经济活动。

此外，为了达到朝贡贸易的目的，明朝政府还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对于前来朝贡进献方物的西洋诸国往往赏给远远高出其本身价值的各种“回赐”,随行前来的商人各处贸易一律实行免税政策，极尽政治笼络之能事，陶醉在徒有其名的宗藩关系中而沾沾自喜，这便违背了经济规律。所以，囿于传统的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和朝贡贸易的种种弊端，郑和虽然在西洋海面上航行了七个来回，却始终没有把握住时代进步的脉搏，没有实现如同新航路开辟那样重大的世界性突破，庞大的宝船终究辜负了大海。当然，无可否认，郑和七下西洋的这种巨大遗憾，亦是国内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十分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历史条件的制约的结果。

国学大师梁启超曾说过一番发人警醒的话，这里不妨引用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比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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